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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而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认为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4)对当下中国大学收费高低的评判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判断，即大学收费在事实上是高还是低；一是价值判断，即这种高低好不好、可不可接受、要不要改变——事实判断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主管部门认定的东西，大学收费高还是低，作为承受者，公众最有发言权；如今的现实正是大家都喊“读不起书上不起学”，教育部门即使不承认，而事实也是客观存在。在大学收费的判断上，最核心的判断应该是价值判断，即高收费“可不可接受”和“要不要改变”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公共部门，应该把事实判断留给公众来作，尊重公众的意见，自身则专注于价值判断层面的评判。
可以看到，此次坦承大学学费对困难家庭来说是“高了点”，教育部只是在事实判断上松了口，而在价值判断上，仍然坚持论证当下大学高收费的合理性。强调“学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是高了一点”，是想说“学费对更多群体是不算高的”；强调“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政策体系”，是想说“国家已经对高收费作了政策补偿”——总之是传递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当下的高收费是可以接受的，用不着改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家，农村占了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疆域，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占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高校收费让农民的孩子读不起大学，这样的高收费能接受吗?拿农民收入来比照高校学费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也应该是对大学收费价值判断的基线，岂能轻视这个最庞大的群体。
(5)现在大学收费已超越了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若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教育和社会问题，比如辍学率增加、教学质量下滑、贫困人口增加及犯罪活动猖獗等。为了杜绝或者说减少这些恶劣现象的发生，政府理应担当起自身的职责，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现实境况，笔者以为，政府可以通过广泛征求民意的方式，制订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大学收费管制措施，对其采取“最高限价”。
所谓“最高限价”，也称为“最高价格”，指的是政府为保持在低收入阶层的人可以购买的限度内，规定某些特殊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准超越的价格。此种措施在抑制房价上涨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因为政府规定部分普通住宅最高限价，开发商则必须考虑到成本问题，势必会想尽办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宣传炒作，间接地遏止那些想着以“炒房”赚钱的投机商人，开发商便会以最实惠的方式来吸引购买者，而忽略欺诈性的超高价格。
其实，很多高校动辄开出巨额资金放到“形象工程”的建设上，间接地加大了高等教育成本的投入。比如部分高校建设豪华宾馆、广场、假山假湖及征地建大楼等，要是把这些也算进高等教育的成本中，接着将其转换成学费的方式加以收取，其负担自然就会转移到在校的学生头上。在此情境下，出现“学费上涨的比率超越了国民收入的比率，部分学生也因此上不起学”的现象，自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成为学子以及其家长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若大学收费采取“最高限价”后，高校便会想着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正当的地方，比如师资力量的提高，软件设备的建设上面，因为他们从政府财政投人上得到的资金以及学费收取上的钱财是有限的，这些资金基本上能支撑高等教育运作的正常需要，不会降低教师的工资水准，也不会造成教学质量的下滑，高校要想取得外部的认可则只能依靠软实力说话，而非强调于硬件基础设备等“形象工程”方面的建设。
(6)接受采访的国外大学校长与教授表示，制订学费标准，应充分考虑学生及其家庭的承受能力。
韩国高丽大学常务副校长安文锡说，韩国公立大学的学费大约是每学期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l·4万元；私立大学的学费大约是每学期4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
他说，高丽大学是韩国顶尖的私立大学，学生交纳的学费占学校总预算不到50％。“学校会充分考虑学生及其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希望学费问题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不好的影响。”
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亚太学院执行主任毛雷嘉说，墨西哥的大学在确定收费标准时，会充分考虑普通市民的承受能力，过高的收费只会把学生吓跑。
“高校收费越来越高，是个世界性问题。英国高校也面临这个问题，明年就将提高学费。”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艾丽思说，之所以提高学费，是因为近年来教学开支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而学校收入的增幅只有3％左右，提高学费对学校来讲是无奈之举。 艾丽思强调说：“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绝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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