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09年公务员申论预测卷及范文—城市垃圾

　　7.“垃圾不是小事情，它是一门大学问，人人都回避不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必须面对。单研究它的人就可以分为十几类、上百个专业，除了一般人熟知的环卫工作者外，还有公共卫生医师、经济学家、考古工作者、犯罪专家等等。它甚至还常常招来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因为垃圾中可以获取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司法人员可以从中找到为嫌犯定罪的物证。”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普通人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垃圾，在王维平这儿马上就有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王维平侃侃而谈，念起“垃圾经”来，让记者大开眼界。“在众多的环境问题中，垃圾对环境影响最大、最普遍、最不受重视，也最难解决。它污染地表、地下水和土壤，影响大气环境，危害居民健康，还会影响到城市经济甚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的历史就是一面社会文明进步的镜子。根据对北京垃圾20余年的跟踪研究，王维平把垃圾对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净化阶段。1972年以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北京市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多是餐厨垃圾，直接运往农村堆肥，参与大自然净化和循环。但随后，一个分水岭出现了。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垃圾成分变得复杂了，塑料、塑膜纸、铜版纸、尼龙、玻璃等混杂其中，不再适宜做农肥了，农民不要了，自然也没法净化了。

　　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堆放污染阶段。那时候把垃圾运到郊外(现在的三环、四环)往那儿一堆就算处理了。由此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垃圾围城”。北京市区三次航拍观测发现，沿着三环路到四环路分布的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整个北京城区陷入了垃圾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阶段主要是因为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化率是10%，现在已经达到了40%，而美国、日本都在70%左右，城市化发展趋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垃圾围城’的困境。”王维平表示。令人担心的是，北京的“垃圾围城”虽已成历史，但现在却在全国上演。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600多个，根据2006年建设部提供的数据，2005年全国1/3以上的城市都被垃圾包围。

　　第三阶段是末端处理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想办法投入巨资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无论是东京、伦敦还是纽约，都迫切要解决垃圾污染和围城问题。北京也不例外，从1996年开始为了申办奥运，这座城市开始兴建大规模垃圾填埋场和处理厂。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已经建成20余座包括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四阶段是减量化、资源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容、人口增多，城市垃圾越来越多，烧不胜烧，埋不胜埋，而且垃圾成分日趋复杂化，末端的处理压力越来越大。王维平倾尽心血的代表作《中国城市垃圾对策研究》提出了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对策。“与其巨额投资，长期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不如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产生垃圾之后能转化为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该如何做?针对中国的城市垃圾现状，王维平提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具体应对策略：净菜进城，限制过度包装，发展废品回收产业，鼓励旧货交易，实行垃圾分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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