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广州公务员考试申论：谈国产奶粉过硬论

　　今年两会前后，有两则新闻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一则是香港特区政府自3月1日起实施严格的奶粉出口新规定，每人每日限带两罐奶粉出境;另外一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在接受采访时称：国产奶粉的标准不低，甚至有些标准要高于国外，并举例说：“我亲戚朋友家中的小孩90%以上都吃国产奶粉”。

　　看到这两则新闻，我相信家有幼儿的年轻父母们，会感到五味杂陈。自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来，公众对国内奶制品企业的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对政府在奶制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工作表现深感失望。随后，层出不穷的问题奶粉事件，几乎摧毁了公众的神经，国产奶粉几乎成为毒品的代名词。

　　于是，“恐奶”情绪四处蔓延，有条件出境的人们，纷纷到境外采购“洋奶粉”;没有条件出境的，不惜高价购买走私奶粉，而毗邻大陆的香港，自然成为抢购奶粉的首选之地。在一波又一波抢购浪潮冲击下，香港奶粉供应出现紧张现象，促使特区政府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

　　诚然，公众对国产奶粉质量问题的担忧，不免有几分过度和夸张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担忧，至少反映出监管部门公信力已经明显下滑。自阜阳大头奶粉事件算起，至今已有九年时间，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里，监管部门未能拿出强有力的举措，来提升国产奶粉的质量，重建公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而公众看到的，是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们或快或慢，或明或暗地复出，重新担任高官要职。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原市委副书记、市长翼纯堂于2009年3月被撤职，两年后又以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身份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原司长孙咸泽，于2009年3月被记过，三年后又以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显然，在监管部门看来，毒奶粉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个不大愉快的小插曲，暂时摘掉他们的乌纱帽，只是舍车保帅式的策略而已。等时间冲淡了公众关于毒奶粉的痛苦记忆之后，官员们再悄悄复出。温家宝总理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句话显然被总理的部下们抛诸脑后。

　　在“一切以乌纱帽为中心”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监管部门对奶粉问题采取了漠视和回避的态度。在杨刚副局长充满自信的论断中，我们很难看到监管部门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是乳业丑闻不断，公众对国产奶制品信心崩盘，一方面却是监管部门急于自我表扬，自吹自擂;一方面是公众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是监管部门自信满满。

　　在国产奶粉问题面前，我们看不到监管部门知耻后勇、亡羊补牢，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奶粉质量、重建公众信心。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监管部门屡次试图用自我表扬的方式，来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如此一来，本不复杂的奶粉问题，就真的变成了无解的难题。

　　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说提高奶粉质量、重建公众信心是一次万里长征的话，那么监管部门学会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就是万里长征要迈出的第一步。

　　希望监管部门多向香港同行学习，尽快从自我表扬的沉醉中清醒过来，拿出对baby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多一些自我批评、多一些自我反省、多一些自我鞭策，让父母们买上放心奶、让孩子们喝上放心奶，也让香港人民不用再担心奶粉被大陆同胞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