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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合力 助推社会治理新突破
中国有13亿人口,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现今的人口数早已突破13亿,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叠加,社会治理更是矛盾重重,如若不能及时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不可避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更多问题。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善用群众智慧、创新社会管理不失为很好的选择。
利用法治约束,以法治增强社会治理保障力。管子有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社会的运行发展,政商活动、人际交往无不需要法律约束。法律这种强制性的外在约束形式给了社会活动以规范,也给了社会治理以标准。从最初简陋的十二铜表法到现今愈发完善的法治体系,无不体现出管理者对于法律约束这一规则途径的认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更是我国一直以来不竭的追求。运用好法治这一社会治理的方式,既需要完善的立法,也需要对法律的一颗敬畏的心,更需要每一位执法者最真切的践行。
利用德治化人,以德治增添社会治理助力。法律解决公平问题,道德才能解决正义问题。法律是外在的,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是制定的,道德是养成的;法律是阶段的,道德是永恒的。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畏惧法律的惩罚而守法,许多情况下人们都是因为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守法。良好的道德观念可以形成守法的自律心态,从而起到比法律的他律作用更强的、无时不在的约束力。从而使“善良”“正义”“亲情”“友爱”等人之善行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利用自治创新,以自治带动社会治理活力。自治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利用人口优势,发挥基层居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热情。从我国目前的发展实践来看,在社会管理中政府包揽依然存在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大包大揽,管的过宽,大量事务和矛盾实际上都汇集到政府身上,一方面会给政府带来极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的自我调节,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而政府权力的集中带来权利的膨胀也必定会让市场、法律、文化等社会治理的其他手段无用武之地。长远看,这对于社会治理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发挥自治作用,对于现今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尤为重要。
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计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过于强硬或是过分自由都不利于社会的治理发展。唯有三治合一,刚柔并济,真正做好政府工作放管服,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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