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冲刺仿真试题(七)

8．“城中村”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的一个“定时炸弹”。如何解决城中村问题，武汉、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先改制后改造，先试点后全面，协调多方谋求共赢，摸索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鉴于城中村综合改造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武汉和广州在具体操作中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的“两步走”思路，一村一策，稳步推进。针对以前城中村整治中的遗留问题，北京石景山区市政管委会主任徐维功介绍说，石景山区在新规划开发商业楼群时，将所有制土地由政府征用，综合平衡地价后由政府统一规划拆迁。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第一批发商，按较高的地价将开发商需要的好地卖出，将剩余收益用于解决差地的遗留问题。

城中村的大部分居民靠出租房屋过日子，拆迁后他们的生计出现了问题。对此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武汉市对城中村进行改制，组建了村股份制企业，优先安排原村民就业；对暂时无法就业的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并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广州市也在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广州市的上窖村除了旧村拆迁后腾出约600亩土地交由政府统一处置使用外，还有偿提供另外417亩土地给开发商建设房地产项目，按每亩折价60万元计，获得约2.5亿元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农民新村建设，另1.1亿元用于拆迁补偿。剩余约2000万元村里拟用在未来房地产小区内购置一定数量的商铺，作为村集体新增物业，以壮大村级经济，弥补村民房屋出租收益的损失。

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后遗症，成为和谐社会的发展之痛。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对城中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快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到城市文明，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9．1961年，美国人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一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城市居民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及口味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存在种类各异且能相互支持功能的多样性。为保持城市的多样性，必须尽可能地保留传统，减少区块分割，增加居民的接触机会。基于对城市多样性的追求，雅各布尖锐地批判了大规模城市改造，认为此举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形式多样的中小商业，是对城市多样性的严重破坏。她说：“大规模改造只能使设计师血液澎湃，使政府官员和地产商血液澎湃，而广大市民总是成为牺牲品。”作者最后指出：必须改变对翻天覆地剧烈变化的追求，形成一种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从城市改造到城市更新，虽然都不回避城市发展的事实，但两者对如何实现城市的发展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强调破旧立新的大规模改造而轻视由此带来的社会震动；后者则注重维护城市社会的多元性，以和谐为基础求发展。概而言之，城市更新，意味着不再提倡宏大的设计；不再依赖巨额的资金投入；不再以浩大的声势铲平旧城。城市更新是在尽可能保持城市传统风貌与风格，尽可能维持城市居民生活习惯的基础之上，通过小规模的、细致的、持续的除旧布新，实现城市内涵上点滴累进式的更新。显而易见，城市更新追求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追求的是各城市微观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追求的是在保持城市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和谐。

10．面临城中改造的农转非居民有三个“担心”：一担心失地后就业无门；二担心失地后生活没有保障；三担心失地后子女上学困难。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农转非居民的根本利益成了社区和经济合作社工作的重点。

杭州市建委村镇建设处处长、杭州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主任陆革告诉记者，在对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杭州市陆续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征用土地农转非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若干意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征用土地农转非人员参加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意见》，凡经批准征用土地的处于劳动年龄的农转非人员，将得到一次性缴纳的“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总额的30%政府补贴。

对于超过劳动年龄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也给予相应的经济补贴，如常青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据劳动年龄的不同，给予每人每月700元左右的最低生活保障费。

虽然这几年经济合作社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已经开始不安排原有村民的就业问题，但各社区还是积极地举办一些免费就业培训班。

至于孩子的上学问题，相关人员享有市区居民同等待遇，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享受优良的师资条件。

陆革处长补充到，城中村改造其实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因为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加之各区、各村地理位置、生活水平、经济实力、人员构成等情况各不相同，改造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其完成时限既不能也无法硬性规定。

11．在160多年以前，德国的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其名著《孤立国》中就已经指出，城市郊区的农业经济活动，农业的布局会呈圈层式分布，将会以城市为中心，围绕城市呈向心环状分布。从中心向外，分别为自由农作区、林业区、轮作农业区、谷草农作区、三圃农作区和畜牧业区。这种圈层空间结构模式，被誉为“杜能环”。

192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E.W.伯吉斯对城市用地功能区的布局研究后指出，城市五大功能区是按同心圆法则，自城市中心向外缘有序配置的，并认为这是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的空间结构是，从中心向外，分别是中心商业区、过渡性地区、工人阶级住宅区、中产阶层住宅区、高级或通勤人士住宅区，呈现出有序的圈层状态。

20世纪50年代以后，狄更生和木内信藏对欧洲和日本的城市分别研究，提出了近似的城市地域分异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的周边地域和市郊外缘的广阔腹地三大部分组成，它们从市中心向外有序排列。1979年木内信藏在《都市地理学》书中对三个城市地带作了进一步说明，中心地域是城市活动的核心；周边地域是与市中心有着上班、电话、购物等密切联系的日常生活圈；市郊外缘是城市中心和周边地缘向外延伸的广大地区或远郊区。

推荐：2007年全国公务员考试预测模拟试题汇总

推荐：2006年公务员考试网络远程辅导方案

更多资料请访问：考试吧公务员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