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目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我们存在着众多不足和滞后因素，其中制度缺失最为突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我们必须从完善的制度安排入手。只有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我们才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和安排，目前，一些地方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由于没有制度支撑，直接服务于老龄化社会的各种社会服务组织迟迟没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社会相配套的各种服务措施也是严重滞后，老年服务机构和设施奇缺，有些地方老年人正当权益缺乏必要的保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难有保障，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群，比如，这使得年轻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赡养老年人。应该说，制度安排的滞后，与我们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不到位直接相关。
与人口问题比起来，在一些地方，一些人似乎更重视经济增长数字等硬性的发展指标，而不能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关注更深层次、更广泛层面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人口问题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它关系到就业、经济结构、教育、社会保障、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安定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忽视暴露出相关部门对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力有所欠缺。
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离不开制度保障。我们必须从有效的制度安排入手，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建立起满足老年人群需求的各项社会服务体系，最终将老龄化问题控制在一个尽可能小的程度之内，保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
7.老年人离退休后，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此时感到的反差更大，常常会睹物思旧，留恋过去，回顾当年，多愁善感，致使老年人忧郁心态的产生和发展。
老年人由于自身社会角色的改变，孤独感、自卑感增长。遇事急躁，易动肝火，将会严重损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不良心态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害。晚辈平日里一定要多抽出空闲时间与老年人在一起聊聊，了解他们患有的是属于哪种不良心态，努力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危机，使他们过一个快乐幸福的晚年。
8.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1997年的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 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 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9.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10.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往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有人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公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11.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这是全国老龄办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
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
报告还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岁~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亿~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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