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题及范文(2)

　　11.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意识第二”的“正义感”是不能缺乏“物质第一”的有关实质性的物质保障而赤裸裸地上阵的。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应当享有主要是证人费用请求权，也称经济补偿权利。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要影响自己的劳动收入，并因为出庭而花费相应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更没有规定由谁来行使，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理论界虽然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立法中至今仍没有明确确立。市场经济的潮流普及了人们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同时伴随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行为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证人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如：证人如果选择作证，可能因社会正义的伸张而得到心理慰藉，但同时证人可能受到人身危险及经济利益的损失，还有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拒绝作证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12.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作为自然人，是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觉，有极丰富的心理。有的害怕作证会受到威胁或人身报复;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少惹麻烦”;有的怕耽误时间;有的因与犯罪人有较亲密关系，出于感情不愿作证;有的被金钱收买或其他利益所诱惑而拒证;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有私仇，借机报复;有的证人目击有伤风化的犯罪行为，羞于启齿;有的同情犯罪人的遭遇或其家庭情况;有的证人有一定地位或身份，怕作证有失面子。上列中，证人对可能受到的威胁顾虑最大，许多人对现实生活中证人作证遭到报复的例子心有余悸，不敢冒险。事实上我国每年发生残害证人及其家属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又廖廖无几，对残害证人的现象惩治不力还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在某个案件中，发生了这类事又没有受到惩罚，消息很快会传开，其他案件的证人就会拒绝作证。

　　13.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正统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存在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遗留下大量落后消极的文化内容。如：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这些观念必然使人贱讼、耻讼，认为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还有“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论理要求，人们以合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诉讼中形成拒证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认为出庭“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人情关系无疑占有重要份量。实际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网中，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熟悉的可能性很大，人们不愿冒险地去破坏这张网，甚至有的还可能在被告“遇难”之时施以援手。另外，人们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则应承担责任。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作为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义务”，这里的制裁命令即法律责任。因此，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应当与其作证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对证人权利的规定不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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