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国家公务员申论试卷及参考答案：群体性事件

　　2.2008年6月28日16时至29日凌晨3时左右，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怀疑一名女中学生死因的鉴定结果，对公安机关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人民政府请愿，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2万多人。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极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甚至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县公安局、县政府多间房屋被烧毁、多台机动车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大量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公文、档案、办公用品被毁，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人们称为瓮安“6·28”事件。

　　2009年3月，一部剖析瓮安“6·28”事件的深层原因、探索新形势下处置群体事件的书《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由原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刘子富撰写。他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支持下，深入瓮安，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和深度分析，用1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达14万字的调查报告。

　　瓮安事件发生后，刘子富主动请命，两次进入瓮安，实地观察，前后经20天时间，走访了当事人、参与者、旁观者、目击者，试图还原事件现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访谈。刘子富在书中首次提出了“新群体事件观”的新概念，这是对贵州处理“瓮安事件”实践的总结。过去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是：一是理念上，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势看待本是经济、民生诉求的事件，并将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反革命行为;二是凡事发生，还未细查就匆忙定性，如称为“有组织、有预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有黑恶势力操纵”，将成千上万的群众，轻则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重则称之为“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不法分子”等;三是处置措施上，随意动用警力，动不动就将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线压制群众，让警民直接对峙、对抗，随意采取强制措施，酿成流血事件。

　　从书中介绍的贵州处置“瓮安事件”的实践看，作为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理念和原则，“新群体事件观”归纳为如下内容：第一，现场第一原则。党委、政府及有关负责人必须以身作则，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第一线做工作，“靠前掌控指挥”;第二，就事论事原则。不对群体事件作“过度政治化”解读，不轻率地将群体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不将群众的集体行动视为是与政府的对抗行动，且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第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准确、真实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以后用滚动方式逐渐增加;一定要准确，不能掩盖事实，更不能说谎;第四，反思自责原则。群众聚集事起，首先查找自身原因，检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争取群众信任，重塑政府形象;第五，问责制原则。上级不为下级“买单”、“背书”，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分清责任，罢免失职、渎职官员;第六，慎用警力原则。不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冲突;在“妥协”和“压制”之间拿捏尺寸，该“柔软的要柔软”，该“强硬的也要强硬”，如发生打砸抢烧，就要果断处置，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3.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有关部门没有对死因深入调查，就草率作出“自杀”结论，引起家属不满。调解时，公安局的领导一口咬定是“自杀”。而当网上出现种种猜测后，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认为，相对于瓮安事件，石首政府在此事情的处理方式上“不仅没有进步，原地踏步都没有做到，反而是一种退步”。

　　4.2009年6月27日，江苏海安县一名开三轮车男子车祸身亡，网友称事故原因是他被两名交警开车追赶。当晚，这个事件的相关帖子在当地论坛全部被删;但仅仅几个小时后，很多当地网友都惊讶地发现帖子不再被删，几个小时后，海安信访局专门跟帖回应，网民情绪得到舒缓。

　　6月27日晚10时，网民发帖称，当天上午，两名交警在追拦一辆三轮摩托车过程中，摩托车司机在转弯时“一头撞在墙上，导致当场死亡”，“当事的两个交警私下拿汽油处理现场，把血迹洗掉……”。该帖在当地论坛遭到“全面封杀”。

　　几个小时后，情况就不同了，当地网友惊讶地发现帖子不再被删。不但不再删帖，到了28日中午，距离事故发生仅1天，距离网友发帖仅一晚，政府已经跟帖回应了。这一天还是星期天休息日。海安县信访局28日12时29分跟帖，感谢网友“对此事的关注”，并介绍了最新情况，承诺调查结果一出来就向网友公布。两个小时后，信访局又发帖：“希望网友们不要猜测，也不要听信他人转述。好吗?”回应不仅在劝解网民，甚至连语气都有些“恳求”的味道：“希望网友们不要猜测，也不要听信他人转述。好吗?最后的结果调查后公开。欢迎大家监督!”

　　尽管只有这么两个跟帖回复，但显然网民的情绪得到了舒缓。有网民说，“信访局连续几次回帖，我们应该相信政府会公正处理此事。”还有网友认为，这说明当地政府汲取了石首事件不及时公开信息、回应质疑的教训，有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5.2009年8月20日，湖北省恩施市再次召开督办会强调，全面推进“四个一”、“全代理”，目的只有一个：为民办事不能许空诺!

　　到目前为止，恩施市各级各部门共无偿代民、为企业办事8200余件，有效化解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根据业主强烈反映，恩施市首先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一名市级领导挂帅、一名局长负责、一名政法干警参与、一名纪检干部监督”的“四个一”负责制。市委书记谭文骄、市长秦斌带头协调解决矛盾，相关局长、政法干警、纪检干部跟踪落实。现在，湖北中烟恩施卷烟厂、腾龙水泥全面投产，大唐国际煤矸石发电项目进入可研阶段，老渡口等5座水电站将提前竣工。

　　2009年，恩施市已新增规模以上企业6家，新签约项目13个，总投资超过40亿元。

　　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最先在板桥试点。板桥镇山大人稀、民众办事极为不便。为此，他们让村干部代理村民办理准生证、低保审批、独生子女证、残疾证明、林权证和其他事务。如今，“全代理”已在恩施市全面推行，建立起市、乡镇、村、村民小组四级服务网络。群众根据服务联系卡上有关干部和10多个部门的电话委托办事，极为便捷。农民以前办建房手续要跑半年，现在给干部打个电话，10天就办结。随着“全代理”的推行，恩施市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直线下降。

　　6.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所以现在发生越来越多各类社会群体性事件，原因无外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策不公，决策违法。很多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采取的某种政策是不公平的，决策是不妥当的、不合法的。人们就是这样，你有不公平的东西，他总是要有反映的途径和渠道，今天不反映，明天会反映。他是随时捕捉泄私愤或者表达政府不满的渠道，有宣泄的欲望和要求。一旦抓住了那一点，比如说“瓮安事件”，实际上它跟政府有多大的关系吗?没有，就是平时对政府政策的不公表达一种不满。而这时正好有一个出气口，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动辄几千人、上万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对政策、对决策有意见。

　　第二，政府不作为。很多事情政府积极作为了，及时的化解纠纷、及时采取措施、及时的解决矛盾，不会引发或者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的升级。就因为你拖延，不处理，明明是政府做的错事你不去处理，或者是明明有人犯了罪你不去追究，它就会激化矛盾，引发升级。

　　第三，沟通不畅。有些不是政府做错了什么，也不是老百姓恶意的找茬，根本在于双方的沟通不畅，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当然这跟我们的信息不公开，老百姓知情权不落实有关系，由于沟通不畅就有很多误解。比如瓮安事件，政府不及时的向社会宣布事情调查结果是什么，没有抓住黄金的24小时政府权威、主流媒体发声音的过程，就会导致谣言四起。大家就说学生是被轮奸之后扔到河里的，打捞上来是一丝不挂的等等，这就是谣言四起，为什么?就是政府跟老百姓沟通不畅，信息不透明、不公开。

　　第四，问责不力。很多都是官僚主义导致的，漠不关心导致的，或者说是基层官员不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导致的，又没有很强的问责制度。大家觉得GDP上不去是责任，计划生育没搞好是责任，好像法制健不健全不是责任，社会稳不稳定也未必是多重的责任。这两年通过信访等方式加强了问责，但更多的情况下官员对这些东西是麻木不仁的，没有太多敏感性。技术也不够，意识不到有的问题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这是从主观上来讲、制度上来讲的缺陷。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传媒的发展有关系，过去不是说没发生过这些事，有些事件天天在发生，但是没有像今天这种发达的传媒和互联网的作用。

　　正是有了许多门户网站，现代的通讯手段，信息的传递手段，导致了有些东西会被放大。

　　实际上互联网起到了很大的“放大”效应。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对这些东西没有敏感性，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现代的媒体和特殊的环境，觉得按传统的管制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恰恰不是这样，有些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自然就会有很多深刻的教训，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交学费。现在每发生一个群体性事件，都等于是基层政府党委在交学费、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