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6)

　　11.据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站内一位30多岁姓赵的被救助者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只要身上一没钱他就会主动到救助站内接受救助，“其实他身体挺好，但就是不愿意干活，站内给了他回家的路费，让他买票回家，结果没过几天他就又回到这里。”

　　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站长赵长林说，“在救助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救助对象需要符合4个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救助站实际救助的人员并不是制度所规定的人员。”

　　“可以说，目前我们救助的对象中85%都不能同时符合救助条件，但对于想骗吃骗喝的人，救助站一旦核实其身份就会终止救助。”赵站长说。现在救助站每周一、三、五三天，站内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带两名保安，与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在繁华地段进行主动救助，“如果遇到‘五一’、‘十一’等节日，就要天天出去救助。”

　　赵站长坦言，对于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矛盾。“主要原因是这些职业乞讨人员通过乞讨可以赚到钱，而待在站内就没有收入来源。比如今年春节期间，许多乞丐在白云观庙会上扎堆儿，他们说一天可以收入五六百元，这样七天就能赚好几千元钱。如果他们进救助站怎么会踏实?”

　　赵站长介绍说，一般对救助对象包括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期限为10天，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职业乞讨人员刚到救助站一两天，就会有同伙以各种借口来接他们出去。“因目前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不准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只能让他们走。有的职业乞讨人员已经被送到救助站好几次了，我们经常和他们打拉锯战。”赵站长对记者说。

　　1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李迎生介绍说，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有资格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必须同时满足4个条件：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

　　“这4个条件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李教授告诉记者，首先，“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标准不好掌握。能否靠自身解决食宿，只能靠简单的观察和听求助人自述。在询问情况这一环节，工作人员没有权利检查求助人员身上有没有现金、存折或者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边救助边核实情况，一旦发现情况不实便终止救助。”

　　其次，“无亲友可以投靠”的标准也无法核实。有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是靠求助人本人叙述的。只要他自己不提供，救助站就不会知道。第三，“不享受城市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救助站操作时比较困难。目前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的水平很低，在许多地方农村五保供养更是名存实亡。“所以说，即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享有以上待遇，对他摆脱困境也帮助不大。”

　　最后，李教授说：“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标准不符合实际。在现实中，有很多情况会造成人们暂时陷入困境。这些人未必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下身段来沿街乞讨。其实，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只需救助站帮忙打一个联系电话或者提供一个银行账号(以供求助人家属汇钱解困)，甚至提供几餐就能解决。

　　13.“行乞证”制度绝不是中国首创。早在16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我们不妨看看巴塞罗那是怎样管理职业乞丐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有三四处政府指定的“贫民窟”，都分布在城乡结合部。这些贫民窟内的居民有不少是浪迹天涯的职业乞丐。巴塞罗那政府官员认为，乞丐要组织起来，要让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地行乞，因此他们成立了乞丐协会，并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以及秘书长等职。

　　为了让这些乞丐了解协会的动态，巴塞罗那市政府还出资为他们创办了一份《乞丐报》。凡是协会的会员一律免费赠阅。报纸内容就是介绍乞丐的生活情况，告诫乞丐要合法行乞、文明行乞，遵守“双规”的时间和地点。违反者由协会严加惩处。报纸定价为1.5欧元一份，可以选派衣着略为整齐的乞丐会员在社会上出售。售报人必须携带协会统一颁发的“售报许可证”，政府对这些人不收税。

　　乞丐协会会长必须定期向市政府的“乞丐管理办公室”汇报情况，同时，市政府也会向协会通报新增的贫民窟地点以及居住情况，以便让其会员们选择不同环境居住。协会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在市中心的行乞人员，合理调配繁华地带的乞丐人数，采用“轮流值班”的措施，以便落实“大家都能进中心，但大家不能全部进中心”的策略。

　　如此一来，乞讨者的行为不仅没有使其所在的城市和国家蒙羞，反而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能力，也提高了乞讨者的文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