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山西公务员考试申论高分强化试卷及答案

　　3.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田海2009年3月11日审议“两高”报告时谈及“躲猫猫”事件，承认此事反映出检察机关驻看守所检察室监督不力的问题，并表示已在本系统开展对照检查和整改。

　　2009年2月份，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非正常死亡，警方最初称他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受伤而死，从而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质疑声四起。在网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下，云南检察机关很快公布了调查结果：李荞明是被牢头狱霸殴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

　　王田海介绍说，针对此事反映出的看守所管理混乱问题，检方已向公安机关提出了整改建议;对伤害李荞明致其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实行数罪并究;检方还决定对晋宁县看守所涉嫌渎职犯罪的人员立案侦查，两名涉案民警被刑事拘留。案件事实查清后，检察机关及时向社会公布了有关情况。

　　王田海说：“‘躲猫猫’事件不仅暴露出晋宁县看守所存在牢头狱霸、管理混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存在监管不到位、监督不力的薄弱环节，有履行职责不够、情况掌握不明等问题。”他认为，检察机关对此事负有一定的责任。案发后晋宁县检察院决定免去驻看守所检察室主任赵泽云的职务，对相关责任人员还要作出处理。

　　王田海表示，“躲猫猫”事件的发生促使检察机关今后要更加深入研究“如何强化法律监督，避免和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他表示，检察机关一定要从事件中吸取教训，认真开展对照检查，对隐患切实加以整改。

　　4. 河南鲁山县一名叫王亚辉的男青年因涉嫌盗窃被警方带走，3天后其亲属被告知，王已在看守所内死亡，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王亚辉身上有多处伤痕，而当地警方却解释为“喝开水后突然死亡”。此说法一经公布就引起一片哗然，许多网友称此案成为第二个“躲猫猫”事件。2010年2月28日，经河南省和平顶山市公安机关纪检、督察部门初步调查，决定对涉嫌刑讯逼供的4名民警移交检察机关依法查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山县公安局长张冠军责令其引咎辞职，对分管副局长予以免职。

　　如果说王亚辉不是因为酷刑逼供而死是不会有人相信的。犯罪嫌疑人被关押，这原本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没想到，王亚辉还要在看守所遭受警方的酷刑折磨。警察作为执法者，对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比一般民众高得多，鲁山警方对王亚辉酷刑逼供是一种赤裸裸的执法犯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的严惩。

　　从“躲猫猫”到“做恶梦”，再到“喝开水”，看守所里犯罪嫌疑人的死法真可谓是千奇百怪，酷刑逼供现象的屡禁不绝也折射出了我国的法治危机。

　　5.“建立完善的检察院巡查制度，有效监管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避免‘躲猫猫’事件再次发生。”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在2009年“两会”上说。

　　“云南‘躲猫猫’事件暴露了监管体制的薄弱环节，即检察机关很难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大多停留在表面，只是看看报告而已，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周光权说。

　　周光权代表认为，看守所由公安机关来管，使很多案件本身由公安机关侦查，然后又放在自己管理的看守所里，因而有时候出问题就是难免的。

　　周光权建议，如果做到执法与司法分离，看守所由第三方看管，可从根本上杜绝“躲猫猫”事件的发生。

　　他说，在现有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能停留在表面，配套措施要跟上，譬如由检察机关参与日常对看守所的巡视，检察机关可独立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谈话等。

　　6.据新华社报道，公安政法机关2009年在全国看守所清理发现有 “牢头狱霸”行为的在押人员2207人，并对其中涉嫌犯罪的123人依法提起了公诉。但2010年再次发生的几起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表明，该问题仍不可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韩玉胜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牢头狱霸”产生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一些涉案人员把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的习气带进了看守所。很多涉案人员在进看守所之前就为非作歹，这些人集中在一起，恃强凌弱、称王称霸、唯我独大的心态仍非常严重。“一旦他们进入看守所，就有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这些人很多都是‘几进宫’，他们对看守所的做法、规定、制度非常熟悉，会背着看守人员干一些事。”

　　此外，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无论何种奇怪的“死法”，非正常死亡的涉案人员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身上多处青紫伤痕或大量淤血。从逻辑上推断，可能加害于他们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牢头狱霸”，而另一类则是执法人员。

　　韩玉胜认为，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对于执法人员来说绝对是重大事故。“他们要隐瞒事故，说到底是为保住官位”，因此有了诸如“‘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等可笑的解释。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称，从已查明公布的几起事件调查结果来看，当前个别地方的极少数执法人员，的确存在着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放纵“牢头狱霸”等罪恶行为，“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受损”。文章还指出：法治的进步，离不开制度的革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则称，更多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为公众所知，一种可能是这类案件本身的数量有所增多;另一种可能，则是此类案件原先也在发生，但公众不得而知。他认为，“现在公安机关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媒体的监督也比原来有进步”。莫于川认为，公安机关在政法系统里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希望公安部借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完善有关的机制和制度，最终执行的效果要巩固好。“最重要的还是对待问题的态度。”韩玉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