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几年前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由此提出的对社会的挑战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在2003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劳资矛盾甚至冲突。近些年来，劳资之间的争议、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工人权益受到侵害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片面地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对资方侵害工人权益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地方，甚至由此导致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抗议行为，个别的甚至酿成暴力刑事案件。
另外的一种冲突，是发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府是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而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都是与人们利害相关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一项政府的政策对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具有同样的含义。一项政策对这部分人比较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比较不利，是很正常的事情。就以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来说，也往往都具有这样的利益结果。比如像住房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都会产生这样的利益结果。而在过去的一年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由拆迁导致的矛盾和冲突。
面对这些过去没有过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需要转变我们看待这些冲突和矛盾的思维方式。最基本的、首先的一个前提是，这些利益本身往往都是正当的;人们利用各种方式来追逐自己的利益，只要不违反法律，也都是正当的。这样，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利益的冲突和表达，就将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现象。在我们过去的观念中，对利益冲突有几个明显的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不承认利益冲突的合法性，甚至对利益冲突作一种负面的道德评判。以为利益冲突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第二，往往过多地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利益冲突。一说到利益冲突，就很容易将之与反对政府甚至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结果往往是忽视了建立能够容纳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种种制度安排。
4、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公司在2005年岁末的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在影响社会治安安全感的因素中，农村居民忧心财产安全，而城镇居民则更多地担心恶性犯罪的增加。据分析，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居民治安敏感度上升，农村社会治安管理落后、应变能力差，城市流动人口较多、治安环境复杂，加上我国警力不足的现状，都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另外，社会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工伤人员生存状况欠佳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安全保障能力滞后的矛盾突出，行业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相关法制建设尚未完善。地方政府与企业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也都导致了安全生产事故不断。
5、当前，不少地方的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卫生保障能力薄弱，精神文化生活贫乏。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会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席卷而来。这场运动通常冠之以多种称谓：“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 “企业型政府”。不管这些称谓怎么花样翻新，他们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是不变的。其基本的思想和关键词还是可以大体达成一致，诸如管理而非行政、市场化而非官僚制、竞争而非垄断、服务而非执行、分权而非集权、过程而非结果、负责而非逃避等。
实际上，这种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也开始了探索。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正在试图通过这种被称为“政府再造”的工程，力图扭转20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不断下降的尴尬，其中最普遍的即是公共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但时至今天，如何再造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又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依然是个巨大的现实难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指出， 市场化导向确实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政府从众多的公共服务领域退出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有效的方式来提供这些服务，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在改革中“甩包袱”，因为有些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提供是会出问题的，比如公共卫生服务，如果完全交给市场，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大家愿意享受这种服务，但不愿意出钱去购买，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为使美国摆脱“大萧条”，果断推行以国家干预主义、福利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政”。罗斯福把“经济正义”纳入基本人权的范畴，提出人民有权“免于匮乏”等新的四大自由。60年代，约翰逊上台后，针对美国“丰裕社会”中的贫困，着眼于社会公正，提出了“向贫困开战”和建设“伟大社会”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执政时，推行新民主党人的“中间路线”，坚持政府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负有干预责任，认为“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儿的健康孕育和健康而可靠的晚年”，主张超越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继承社会公正、自由平等、相互责任等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因素，既让经济充满活力，又使社会团结互助。
6、北京时间2006年1月2日凌晨，美国权威机构发布的一项新的世界网站综合排名诞生了。有一家网站在24小时内实现了惊人的飞跃：从第1720名，跨过900多个位次，升至第744名，一跃成为全球人气指数第二的国家级政府网站，仅次于加拿大联邦政府网。这家网站就是2006年元旦零时正式开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仅3个月前，中国政府网开始试运行时，在全球1200多万家网站的排名还在10万多位。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管理方式的一个创新，是中国提高政务透明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评论说，这个网是代表中国国家的国网，它的推出旨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壮大中国自己的资讯产业，推进政府政务公开，建立阳光政府。俄罗斯俄中信息港负责人雷什科夫斯基认为，中国开办政府门户网站无疑是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公开的，也是权威的。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显然详细浏览了中国政府网，这家报纸全面介绍了网站的各功能分区，认为网站不仅可以公布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面向公民、企业和外国人提供网上办事服务，还建立了方便、高效渠道，增进政府与民众沟通交流。“中央政府也上网了!”中国政府网站开通的消息，让国内网民“芒果花”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这样惊呼。另一位网民认为，新的世纪谁拥有了网络，谁就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中国政府网的开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网络媒体的重要性，希望能够运用好网络这个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