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11)

　　7. 不可否认，在群众思想观念中也生成和夹杂着一些消极因素，部分群众在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严重的行为失当。2007年福建省委党校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您认为当前干群关系方面存在问题的群众因素”(多项选择)，有59.2%的人选择了褊狭的利益要求与偏激行为;54.2%的人选择了全局观念不强;57.2%的人选择了法律意识淡薄;33.1%的人选择了理想化的民主要求与过激的行为。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群众产生了过高过急的求富心理，先富者和暴富者往往成为他们对比的参照对象，为了达到“致富”的目的，采取了不文明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如有些农民只要权益，不愿承担应尽义务，法律和制度规定的税费也不愿承担，出现了“抗税”现象，谁做工作就对谁有意见，就反对谁。有些城市拆迁户，不顾大局，提出了不合理不合法的过高要求，达不到要求就拒绝拆迁，有的还采取静坐、堵塞交通和围攻党政机关等过激甚至违法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有了提高。调查中有54.4%、37.9%和42.1%的人分别认为群众的自主意识、平等观念和参与意识增强，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民主意识的增强要以科学性为前提，有些群众所要求的民主是非科学的。他们把民主理解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导致了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滋长和蔓延。有些群众用将来才能达到的民主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今天的现实，有的甚至用西方的民主标准和民主模式来要求中国，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进而引发出一些错误的行为。

　　8. 泰国局势连年动荡，“街头民主”夹杂的暴力冲突触目惊心。2010年上半年，伴随“红衫军”一浪高过一浪的示威活动，流血事件不断升级，4月10日爆发的严重冲突造成至少15人死亡。泰国旅游业代表称，红衫军集会给泰国旅游业带来的损失已超过100亿。泰国国内形势对我们无疑具有警示意义：只有持续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维护国内外形势的稳定，才能保障中国改革进程平稳地走下去。他人教训当引以为戒，稳定大局确应珍惜，如何实现真正的平稳发展着实考验着国人智慧。

　　随着泰国的动荡形势不断延续，国人才日渐认识泰国国内形势动荡之严重，也才日渐认识到泰国几十年来的民主改革给本国所带来的持久性的困境。而面对泰国动荡的形势，以及这些动荡所引发的社会危害，国人也才深刻地体会到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明白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为何一直高举着“稳定”的大旗，埋头苦干、发展生产、振兴经济。

　　9. 2009年6月，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联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的采访，在抱怨“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之后，向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剽悍”的质问，引来舆论众口一词的谴责。

　　人们之所以谴责，是因为副局长开出的“选择题”，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全然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忘记了“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们之所以谴责，更因为“替谁说话”的逻辑背后，是个别党员干部将“维护党的形象”与“维护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拿“党的利益”做护身符，对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维护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群众毫无关系。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他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私欲膨胀，任人唯亲，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他们眼里，所谓“执政为民”，只是维护自己手中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幌子，一旦遇到考验便露了原形。

　　正因如此，才会有个别高官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反唇相讥：“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才会有海事局党组书记大骂群众“算个屁”，“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才会有规划局副局长威胁新闻记者，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打造一支经得起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的队伍，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公仆意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需要全体人民常予监督、勤加鞭策，需要全党上下高度警醒、共相砥砺。

　　10.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元。而且，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一把手”，赵不但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而且从彩电、冰箱到洗漱品、袜子等，都公然以公款报销，是名副其实的“报销王”。

　　赵仕永的报销欲望和报销“战果”令人唏嘘、震惊，更令人悲哀。在赵的“公款袜”上，可以看到很多“破洞”——财务管理和内外监督机制上的“破洞”。一个连袜子都能报销的公款管理制度肯定不是好制度。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对公款报销缺少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有约束制度，但执行人员屈从于权力而没有执行，或者进行了变通处理。显然，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可怕。

　　作为全县各级干部的组织管理者，赵俨然就是全县的“一霸手”，以致监管机制失灵，法律法规变成一纸空文。“一把手”成为“一霸手”，进而因腐败入狱的情况一再出现，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