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据统计，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人数2285.15万人，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527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人数166.1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7.27%。
湖北师范学院是一所建在地方的省属本科师范院校，现有本专科学生近1.4万人，经济困难学生比例高达25.19%，比全国平均比例高出5个百分点。目前，湖北师范学院有70%的在校生可拿到奖学金。面向全体学生的奖学金有优秀学生奖学金、特殊贡献奖、新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中国人寿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湖北省政府奖学金则面向品学兼优的经济困难学生。 除奖学金外，学校已经形成“奖、贷、助、补、减”五位一体的资助体系。2004年，学校的国家助学贷款实现了零的突破，以后逐年增加，在2008—2009学年度，已发放国家助学贷款1378人，签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同1591人。学校通过募集校内外款物，创办了“爱心超市”，特困生凭爱心卡可免费领取学习、生活用品，搭建起一个捐赠和受赠的爱心平台，使贫困生能够有尊严地接受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学校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经济困难，部分学生还存在着学习困难、心理困惑和就业困难。针对这些情况，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在大力开展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同时，努力完善受助学生的帮扶体系建设，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克服心理障碍，圆满完成学业，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学校团委在贫困生中成立感恩励志协会，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团结在社团周围，组织协会成员到福利院、客运中心、火车站开展志愿服务，让他们在活动中传播爱心，回馈社会。每次学校在国家奖助学金拨款到位时，都会组织专门的发放仪式，颁发获奖证书，并挑选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作先进事迹报告，勉励受助学生勤俭节约、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忘党和政府的关怀。同时，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狠抓贫困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把它作为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设立了华东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站，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实行简化手续、优先推荐、免费安排的方针。2009年，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贫困毕业生就业率达93%，其中，四川地震灾区学生就业率达96%，高于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长期以来，社会力量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募集资金超过56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5900多所，资助失学孩子340多万名。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是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城乡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近年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学杂费，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在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国家助学金每年资助近1200万人，总资助面达在校生的90%，同时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在高等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每年资助约450万人，总资助面超过2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是国家对困难学生资助强度最大的制度安排，要不断完善这一政策体系，需要把各项资助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每一个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不能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
4.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说：在首都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北京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公办小学涌入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北京学生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抱有很复杂的心态。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将孩子送入其他地区的学校读书。“在一些城市家长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读书的。”刘文华表示。
一所公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班上少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难以融入学生的群体，他们感到被老师、同学歧视，心理上压抑，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而且，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一位农民工表示：“虽然如此，我也理解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在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读书。”她认为，外来打工人员普遍生活压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属不易，在家中普遍对孩子缺乏管理，不经意间会形成一些坏习惯，孩子的学习状况也不太理想。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奶西村，东北人崔克中在这里办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周围是大片的拆迁地。从这个地方到北苑城铁站要经过一大片没有柏油路的荒地。目前他的学校仅有200多名学生，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规模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办学校的校长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顺利入学，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些人从老家带来了老乡亲戚就开始办学，资质很差。令他们头疼的是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随时有被取缔的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在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农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质量也必然与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差距。
2009至2010学年，深圳非户籍学生56.8万人，公办学校只接纳25.3万人，不到一半。那些在非公办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还要交纳很高的学杂费才能入学，无法享受法律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那些没有进入公办学校的非户籍儿童，大多数不是不想进入，而是因为不能满足很高的门槛而无法进入。在广东，深圳号称非户籍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门槛”最低，但也需要父母出示深圳房产证明等5种材料才可以入学。广州、东莞等地情况也差不多。
令人高兴的是，上海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大进步。在上海，不但公办学校降低门槛(只要两个证件)，大力接纳非户籍儿童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还通过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拨款)，使绝大多数在民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享受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样的举措，不仅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教育公平，也纾解着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后的忧虑：经费投入保障问题、公办学校教学资源紧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