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提到“三俗”之风的出现和流行，人们往往会指责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无良”和“唯利”，就此，河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众有所好即投之，术有所能即行之。
戴副部长表示，这大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一些行业为谋利而做出的本能选择。“三俗”文化产品也不例外。目前，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生产传播“三俗”文艺作品，比如“黛玉裸死”式的恶搞经典，炒作“凤姐”、“伪娘”、“拜金女”等，都属于利益驱使下的“术有所能即行之”，这说明部分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出了问题，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三俗”文艺作品往往能迅速流行甚至大行其道的事实，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混乱，部分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还有待提高。从这个角度讲，“三俗”之风的出现和流行，是“众有所好即投之”的结果。抵制“三俗”之风，必须充分看到这一点。
当前，我国各省正在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从经验来看，转企改制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有可能让一些文化单位淡化社会责任意识。就此，河北省社科院邓研中心主任、研究员王彦坤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抵制“三俗”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着力做好“挤”和“管”这两大重点工作。
所谓“挤”，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事业和文体产业比翼齐飞，在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特别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多生产精品力作，最大限度地占领文化市场，挤压“三俗”的生存空间。
所谓“管”，就是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引导。比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健全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等。目前的重点是必须防止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把“转企改制”视为“放手不管”，二是“运动式”、“应急式”的工作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管、全力管，长期抓、持续抓。
戴副部长则指出，目前必须突出一个“打”字。只有通过不断地“打”，才能清晰有力地向全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不管什么样的文化产品，都不能挑战主流价值观，都不能破坏社会文化和道德环境。
同时，从根本上看，抵制“三俗”之风，必须清除其产生和生存的道德土壤。这当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引导文化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固守道德底线，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在众声喧哗中清醒自律，在世相百态中激浊扬清，肩负起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道德、示范精神文明的责任;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教育，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既要重视用先进文化承载高尚道德，更要重视用高尚道德催生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造传播接受先进文化光荣、创造传播接受落后文化耻辱的社会环境，让“三俗”文艺作品失去产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否则，如果仅限于监管和打击，不但会因为“慢半拍”而效果不佳，甚至可能陷入“割韭菜”的困境。
4.以下是2010年8月19日上午中央外宣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节选：
中央电视台记者：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领域广泛、情况复杂，我们今天取得的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和成果，其背后有哪些情况或者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文化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实际工作中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定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必须注重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由政府投资提供有关服务。经营性文化产业主要以市场为主导，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方面的需求，以此推动文化体制改革针对不同情况加以实施和改进。二是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在市场发育比较成熟、有一定市场经济条件基础的单位先行试点，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不够成熟、底子比较薄弱的单位，允许它有一个过程，进而保证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好的效果。三是以人为本、政策保障，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措施，基本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法。这些政策措施确保了改革的平稳推进。
香港文汇报记者：我们注意到前一个时期在内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有一些声音说这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出现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造成的，请问各位部长有何评论和看法?谢谢!
孙志军：确实社会各方面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出文化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进而使文化能够真正发挥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绝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有损社会效益。在改革的发展实践中，总体情况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但确实有个别企业，包括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其原因，我们感觉：一是为经济利益的驱动，二是法制不够健全，三是管理不够到位，四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此，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需要予以重视和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孙志军强调，所有的文化单位，无论是事业还是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该成为先进文化宣传的阵地，自觉地、坚决地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绝不给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的文化垃圾提供传播渠道。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采取相应措施，切实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文化企业。他呼吁社会各界，包括新闻媒体自觉抵制“三俗”，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5.中央政府的“反三俗”举措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新时代中国什么都在进步，唯有一些恶俗的“文化毒瘤”在拉后腿，中国的大众文化需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超越。香港《明报》刊文说，许多迹象表明，内地正发起一次新的“道德运动”，低俗化已被视为文化体制改革新课题。
针对香港《明报》的“道德运动”这一提法，W教授并不表示赞同，他认为，非理性的情绪对抗很难带来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媒体也不应对此推波助澜。谢丽尔·吉布斯在《新闻采写教程》一书中提出“公共新闻学”的观点，认为媒体不应只报道极端对立的双方观点，而是应着重于更为温和的中间意见，将目光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这也被誉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争取谋求社会的共识，让官民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学会相互宽容、尊重、协商和妥协，而不是单纯作为“大众意见的开放平台”，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媒体的责任所在。
M专家指出，就多数公共事务而言，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重在讲究程序正义。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让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在法律框架内，“反三俗”运动也应如此。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行政部门在干劲十足地摇旗呐喊，立法和司法力量缺失，这就使得部分民众对这一运动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立法势在必行。
M专家还表示，任何法规要得到切实的执行，都离不开民众的尊重和肯定，否则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寻求社会道德的“最大公约数”，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充分讨论和参与。应该看到，“低俗”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低俗”源于个人的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没必要也不可能将其一竿子打死。法律应明确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对于公共领域的低俗现象，可通过作品分级制度限制其传播范围，对于私人领域公民的个人选择则不应干涉。
凤凰网曾作过一期关于“反低俗”活动的民意调查，有57.6%的人主张采用法律规范的方法，支持政府管制和媒体自律的分别为16%和24.3%。在研讨会上，也有学者认为对待不同层面的低俗信息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笼统一刀切。其实，通过立法来谋求共识，通过司法来减少误判，行政部门依法而行，让民间成为“反低俗”的主力军，“反低俗”才能不被低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