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目击者还说，从来没有警察去调查取证过。她在说这番话时，“罐子”已经被逮捕。
作为案件的当事人，“罐子”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讲述的经过，与警方认定的情节也有很大出入。“罐子”坚称24日当天没有打过杨蛮的头部，而且抓获杨蛮等人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而是下午3点多。“我打过杨蛮，但打的地方是腿和屁股。”“罐子”说。那天，“罐子”和几名反扒队员分成两拨，沿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两边的人行道同向巡查。在走到一座高架桥时，与“罐子”同组的一名反扒队员发现在对面巡查的女队友“狼妹妹”(网名)跟两名男子抓扯了起来，他们横穿公路跑了过去，得知两男子在扒窃行人的手机时被“狼妹妹”逮到了。“罐子”说，其中一名男子(杨蛮)很嚣张，他一边对“狼妹妹”撕打，一边威胁辱骂“狼妹妹”。“罐子”看不过，于是拿过“狼妹妹”手中的甩棍，在该男子的腿上和臀部打了几下。
杨蛮在警察赶到后伺机逃跑，摔倒在了路边的护栏上。被带到公交分局反扒一大队后，杨蛮称头疼，随后到同济医院拍摄X光片，发现头上有一肿块，但颅内并未出现任何损伤痕迹。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表明，杨蛮的颅内血管本身存在严重的病变。
杨蛮死前至少做过三次X光检查，但都没有发现其颅内有出血痕迹。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结论——“杨蛮24日的头部外伤是导致其颅内出血的诱发因素”，事实上依据的仅仅只是杨蛮头部的那个肿块。
在接受武汉市公交分局第二次委托所作的补充说明上，该中心认为不能排除杨蛮2006年9月24日头部受伤当时或伤后短时间内，发生程度较轻的、CT不能识别的颅内出血情况。
司法鉴定中心所说的那种情况，根据病理学和法医病理学的理论，将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杨蛮颅内的这种轻度出血将在几天之内被自然吸收和清除，而不可能与28天后的致命性出血存在因果关系;二是继续出血。但如果是这种情况，杨蛮早就会因为颅内高压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系统衰竭而死亡，他等不到28天后。
另一方面，从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分析，张益鹄教授还认为，没有确实的事实确定杨蛮头上的那个肿块就是“罐子”所为。张益鹄教授今年3月30日针对该案所作的咨询报告，被“罐子”的律师提交给了有关机关。目前尚无法确定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是否采信了其中的观点。今年4月18日和7月3日，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将案卷退回武汉市公交分局补充侦查。7月24日，“罐子”获取保候审。
武汉市公交分局此后又于今年8月3日第三次将案件移送到硚口区检察院，期望检察院能够通过审查提起公诉，但最后等来的是一份不予起诉决定书。在11月9日作出的该决定书上，硚口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经过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但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这个结果让“罐子”和他的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但他们无法释怀。“既然公安部门已经将杨蛮的死定为一起命案，那么凶手是谁?”11月24日下午，“罐子”的父亲对记者说。“罐子”被取保候审后一直待在家里，既没有去上班，也没有再去参加联盟的反扒活动。
武汉反扒联盟成立于2006年3月初，发起人“手术刀”(网名)当时的考虑，主要是反扒。从当年8月开始，他们的志愿服务范围开始拓宽，除了义务反扒，还包括进社区帮老扶困、献血、捐献骨髓等内容。这个民间团体的成员，主要由20-30岁之间的青年构成，有警察、有政府部门公务员，也有在校大学生，但更多的是来自各种企业的中层管理者。他们曾先后在武汉街头开展过大大小小的反扒行动100余次，抓获扒手400多人次。但这样的行动已经停止了将近1年。
“罐子”事件不仅给“罐子”本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也给整个武汉反扒联盟带来了压力。有人说，反扒联盟未经注册，是一个非法社团;有人说，反扒队员涉嫌滥用执法权;有人说，反扒队员以暴制暴，侵犯扒手人权……
各种非议纷至沓来，武汉反扒联盟从未有过地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此期间，发生了让联盟的铁杆成员们心寒的一件事。一些成员在“罐子”事件发生后，多次到事发地寻找与事件本身无关的第三方目击证人，但他们发现，当天在现场围观的一大群人，没有一个愿意出来为“罐子”作证。
各种风险在“罐子”事件上集中表现了出来，民间反扒走到了一个是否继续、如何继续的十字路口。在对过去的行动展开反思的同时，武汉反扒联盟的成员们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保护自己的重要性。 “罐子”说他还会坚持反扒。但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但是我会三思而后行。”
武汉反扒联盟发起人“手术刀”(下文中不再用引号)，一名退伍军人，30岁。
记者：成立反扒联盟的初衷是什么?
手术刀：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个人制止人家偷东西，被扒手打了，很多人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人帮他。我很生气，你小偷偷东西，偷不着怎么还打人?这种事在我看来心理上受的伤比身体上受的伤要重。
我后来分析了一下这种现象，其实小偷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人心的冷漠;而人心的冷漠是因为小偷是团伙作案，我们是个体，社会无法迅速形成一种正气，不能很快地凝结起与之对抗的力量。
于是我就想，我来试试，通过我们来做，营造一种街头力量，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群众能很快地凝聚起来，去制止和打击这样的行为。
记者：“‘罐子’事件”对反扒联盟的影响有多大?
手术刀：当时很让人头疼，反扒停了近一年了。因为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记者：你们面临着很多指责，比如执法权的问题，你怎么看?
手术刀：有很多非议、指责，也有很多误会，最初是执法权的问题。我觉得很荒唐，我们就是个扭送，没有拘留、审讯等措施，越什么权、执什么法了?如果说扭送是执法了，那我确实是在执法。
还有一个就是人权。我们尊重人权，但小偷把手伸进人家口袋时，你还强调这是你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把手伸到人家口袋?你没有尊重别人的权利，你已经侵权了，还谈人权!
记者：从“‘罐子’事件”可以看出，你们的生存状态很尴尬。
手术刀：是啊，夹缝中求生存。按我们的观点，这个社会是人人都应该参与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抱着一颗回报社会的心，尽管这很远。但是，只要有人愿意这样做，对社会来说就是个福音，只要还有人在做，就会慢慢影响更多的人。
记者：反扒联盟内部会不会存在问题?
手术刀：别的公益活动问题都不大，但反扒我一刻也不敢大意，因为这很容易产生利益，扒手团伙会收买。我们得时刻注意那些带着目的(加入联盟)的人，拿到证据以后大批地清除。
记者：有人收买过你们?
手术刀：曾经有扒手团伙就拉拢过我，请我吃饭什么的，我没去。你要吃了他的饭，这事可说不清楚了。
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不被任何不良势力利用，我们对一切这类行为说不。我们做的不是坏事，我相信社会还有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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