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申论》最后冲刺试卷

　　而过去15年间，地方政府承担了相当部分的经济发展建设的基础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并且这些开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区域间政绩竞争的加剧在逐年增加。逐渐减少的预算内收入比重与逐年增加的各种公共事务开支就是常说的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对称。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土地财政”的路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倾向于依仗预算外收入，除了卖地之外还有行政规费、罚没收入甚至开办“三产”、自造垄断等。

　　在此背景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建设保障性住房既不可能增加收入(甚至会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从而使得土地竞拍价降低)，又不可能减少支出(反而会增加很多的支出)。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地方政府积极性自然不高。然而，动机逻辑是对地方政府的误读。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一方，不应该有所谓的利益动机，更不该有讨价还价之处。落实到保障房问题上，地方政府的动机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渎职。

　　事权过多、财权过小固然是问题之一，但整个政府体系对于财政收支的监管不力或者说缺少一种长效的监管机制则是问题的真正症结。

　　在很多地方政府的个别部门，预算外财政是完全自由支配的，典型的预算软约束。获取财政收入时，指标层层下放，“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但到了该花钱的时候，就变成了“先花国家的，再花集体的，坚决不花自己的”。地方政府将很多公务活动游离于财政监管的视线之外，并拥有几乎完全的自由支配预算外收入的权力。

　　这意味着，所谓的财权少，并不一定对应着事权过多，反而更可能对应着“事儿”过多，迎来送往、政绩工程、吃喝招待、车来车去，等等，所以，钱总是不够花的。表面看是财权少，实际上则是对财政收支监控的权力太少。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如何受到监管才是保障性住房以及一系列其他公共福利政策得以有效施行的关键点。

　　另一个方面，需要清醒认识，针对一个经济发展程度如此多层次化、地理环境如此多样化的国家来说，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相当有限。事实上，从香港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均为权宜之计。

　　真正解决住房问题，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首先需要的是消除房产市场的垄断供给行为以及泡沫成分。保障房的建设务必先从地方财政的监管入手，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事权与财权如何平衡以及如何实现动态平衡。

　　3.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自从保障性住房推出之后，一直是非不断。

　　从2010年1月开始，深圳市第二次申请保障性住房的相关负面新闻就从未间断过。在市民和媒体的关注下，驻深办主任等公务员和企业老板被陆续淘汰出局后，历时近一年的审核，最终在2010年12月31日晚，深圳市的住房和建设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终审合格名单”。

　　然而这份名单，没有公布申请通过者的“财产和收入信息”，立即引起市民的强烈不满和众多媒体的质疑。也有深圳人大代表就直言，“不公示财产收入，导致保障房的分配更加不透明、更加隐蔽、更容易造假、更加容易产生腐败。”

　　2011年1月4日晚10点多，深圳住建局网站的公示表格中悄然增添了存款、证券及理财产品市值，房产、车辆，以及2008、2009年收入等信息。通过这份最新的名单，有市民发现，名单中不少申请者2009年收入仅2万余元，但当年却可以购买包括思域、飞度、福克斯等注册价格超过10万元的车辆。甚至有的申请人2008年和2009年的年收入都不超过4000元还购买了丰田小汽车，注册车价14万余元。最令人吃惊的是名单显示，5239个申请户共拥有至少470辆车，甚至还有一户家庭拥有4台车。此外，深圳某印刷企业老总同样通过终审，一年前他还是公司法人代表，却以1块钱转让了自己90万的股权，有市民怀疑这是故意转移资产以骗取保障房。

　　更令市民质疑的是，在终审合格名单中，有不少申请者的居住地址是均价2万元/平方米以上的“豪宅”。深圳当地一家媒体曾曝出以1元转让90万股权的印厂老总王某目前居住地址是“长城盛世”高档住宅小区，而当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解释为“借住朋友的房子”。此外，还有10余户申请者住在均价超过2.4万元/平方米的竹盛花园小区。“是不是住在豪宅的申请者都有富亲戚?恰好亲戚们都愿意无偿提供房子而不要租金?”市民对此评价道。

　　有车有房者的申请引发争议，而部分居住在“桃源村”、“金地名津”等保障性住房小区的申请者也遭到围观。《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规定：“每一住房困难家庭或单身居民，只能申请购买或者租赁一套保障性住房。”

　　在终审名单中出现的财产信息显示为“零资产”或“负资产”的申请者同样引起市民的质疑：“如果申请者真是零资产、负资产，那这些人应该去民政部门申请特困户救济，他们肯定买不起保障性住房。”

　　2010年12月31日版本的名单引起争议后，主管部门(深圳市住建局、深圳市住宅售房管理服务中心)在数日内就发布了包括申请户财产收入信息的新名单，这反过来说明对这些关键信息的披露，并非无法做到，而是之前刻意不为之。必须追问，之前的“屏蔽”令和之后的“解封”令，政策法律依据是什么，由谁下的命令，这样的官员是否与保障房申请户存在利益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