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大说,“如果不把子项清理掉,母项是清理不掉的。”
可是,怎么甄别呢?省编办一是找企业、社会组织座谈,做调查表,听反方意见,甚至直接打电话问。例如,听说医院进口医疗设备都得经过卫生部门层层审批,刘光大觉得不可思议,就挨个给医生朋友打电话,询问有无这个审批,应不应该保留。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开渠道查,如到这些部门的行政服务中心暗访,到官网上查查一项审批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审批项目总算被倒了个底朝天,新麻烦又来了——很多审批项目的依据张冠李戴。刘光大和他的同事们只得去查原始文件,光法律法规的资料汇总就好多本。就这样来回,光自报就报了两三次,一共清理出1120项。
材料7:
以往的审批改革放内不放外、放小不放大。这次,省编办接到的指令是能取消坚决取消,能下放坚决下放:“凡是市场和社会能自我调节的坚决取消;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
改革以取消为主,动刀的部位非常明确:投资、社会事业发展和非行政许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再捆住企业的手脚怎么激发市场活力?”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咨询委员会专家。
但要从自己身上割肉,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厅长说可以放,到了副厅长那就说不能放,到了处长那一层说绝对不能放,到了办事人员那,就说打死也不能放。”
丁力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些部门在存废问题上三番五次扯皮,说得最多的一条拒绝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帽子都很大,但安全的边界在哪是很难界定的。”
省编办展开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施压策略。打头阵的,是设在省编办下边的三个工作小组,光跟部门的协商会就开了九百多场。
专家,是省编办祭出的第二大“杀手锏”。觉得哪个项目该取消,一般都会附上专家意见。刘光大说,开大会时,有专家在和没专家在,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专家在,能发挥专业和社会监督作用,如果不在就少了很多避忌。”
工作小组如果还是协调不下来,就会请广东省编办主任亲自上阵。可编办跟各个政府部门属于平级单位,他们不愿放也没办法。这时,编办会把这些最难啃的骨头集中在一起,交给省领导拍板。
但行政一把手上阵,也不一定就能协调下来——有些部门说,这涉及省里的法律法规,甚至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权动。丁力回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能源定价问题,专家就认为应该取消,但省发改委认为,定价是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