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振振有词地说“社会变了”,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风霸道、颐指气使,却颠倒黑白地说“如今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胀、巧取豪夺,却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试成绩和选拔程序,不注意对人选素质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的深入考察,结果选出的干部群众不认可,甚至产生“做人好不如做题好”的非议。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上,往往由上级来评价,这显然是不够的,对政府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同时,干部升迁更多是由上级官员的意志和主观好恶决定,而不由下面的群众来决定,“公众满意度”对一个干部升迁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们只对上级领导和官员负责,而不对辖区里的老百姓负责。显然,这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违背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服务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风漂浮的根源所在。
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果的主要综合指标,尽管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现时条件下,仍是判断经济形势、出台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长”重过“追求质的提高”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在不少地方,尽管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不再像以前一样强调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再具体到干部考核,选用GDP这样显性、量化的指标,肯定比“调结构”、“保民生”等指标更简单,也更有“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的悖论,只追求GDP数值的增长,而对民生福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搞大拆大建、快上抢上,虚报工作业绩,违背了科学发展的理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在人才选拔中,注重选拔对象的教育程度、文学素养、掌握知识的多少,以及综合、推理和判断能力。就初任考试而言,英国的专业技术职务自然要以专业知识为主,而“通才”观念主要体现在行政类官员的初任考试以及晋升到高级文官的人才类型中。
“通才”标准强调个人学历,故公务员录取者多为剑桥、牛津等名牌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标准,使“专才”在文官队伍中地位低下且日益减少,无法进入高级行政人员的行列,参与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但现代社会的政策与决策主要依赖于专业知识,英国人在实践中也逐渐发现以“通才论”考选公务员有很大弊端,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就着手改革,力求“通专结合”。“通专结合”要求公务员知识面宽广,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既要重视公务员的知识和学历,也不轻视公务员的专业性和技能。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考评很严格,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系。程序上,按照自我报告、上级考评和更高一级复签的办法,每年考评一次。考评报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报告,主要考评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包括个人品质、态度、责任等。这是公开性的,考评结果要反馈给被考评人本人;另一种就是潜能报告,主要考评公务员开阔的视野、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现实感,也就是李光耀所说的“直升机”素质。这是秘密性的,主要作为公务员升迁级别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