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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生产力的解放,亿万人民从缺吃少穿的短缺经济中迎来了改革开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主要是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成本的低廉来发展的。现在这些“红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且以上成本要素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所分析的: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也就是说,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会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社会矛盾凸显等。这些问题会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就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健康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形”,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长期提倡“做大蛋糕”,却忽视了“分好蛋糕”;鼓励“先富”,却忽视了实现“共富”。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过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房价、物价、就业、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焦点所在。这些问题会造成人心散、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导致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