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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有点像高速公路塞车,根源在于公路本身以及配套的行车规则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车速慢导致堵塞,而且一旦出现塞车,就会有车速慢等相关问题随之而来,导致恶性循环。”
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典军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浙江省自身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外向型经济拉动。金融危机后,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回顾2011年各省市GDP发现,除了天津之外,增速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西部省份增速都在12%以上,中部省份中最低的河南也达到11.7%。相比之下,浙江省的增速明显放缓。
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延续。在2012年各省市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中,中西部仍然继续“高歌猛进”,8个目标高于去年的省份中,除了吉林外,其他省份均属中西部地区。其中,“江南煤海”贵州省在去年实现15%的高速增长后,今年预期增长达到14%,为全国最高。内蒙古、陕西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13%。在全国的31个省份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4省的增长目标都低于去年,北京、江苏、上海等19个省份的增长目标与去年定的目标一致。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城乡差别大、民族众多,如果国家在发展战略、政府服务、公共政策、政治改革等方面不能满足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国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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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发出连珠炮式的追问。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一方面,保护中小企业、弱势群体的产权,促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无偿占有的资源如果在市场制度下有偿交易会释放出更多效率。
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往前走,财富才能更充裕。不然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小企业、工人、农民会很辛苦地挣点小钱,而绝大部分利益被拥有垄断权或掌握稀缺资源的集团夺走。拉美也是这个问题,腐败缠身、垄断无法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在于,利益集团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很享受这一现状,不愿作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