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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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考，让大禹治水“疏”而不“堵”，让李冰父子“分洪减灾，引水灌田”，使贾让治水“不与水争地”……
然而，当人们迈开步伐在自然中求生存、谋发展时，总有“蜀山兀，阿房出”的放肆，也增添了人多地少时的无奈，一旦人们忽视了自然的规律，自然便还人以颜色，使其感到敬畏。
舟曲，就属于这后一种的无奈。
也许有人以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事实上众多山区为人类留下的生存空间如黄金一样宝贵，这些山区的人口密度并不亚于发达的东部地区。
2平方公里，4万余人!
灾难发生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舟曲这个中国西部的山中小城却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若按平均人口密度算，这竟然相当于2008年北京城内四区的人口密度!
人口的大量集聚，迫使我们不断地向自然伸手。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则换来自然的无情报复。
舟曲的无奈，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中国陆地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但真正适宜人居住和发展的地方并不宽裕。按照中国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合理的人口承载力为9.5亿人，我们的实际人口数字显然大大超出这个极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显然也随之超出极限。
在河道两侧低洼地区设立蓄滞洪区，区内不允许人居住，一旦江河洪水超过一定水位，便开闸泄洪减压，这是世界公认的防洪有效手段。在日本，一旦洪水超过规定水位，管理员不需要任何指令，即可开闸向蓄滞洪区内放水。而在中国，要想泄洪，绝非易事，甚至要付出极大代价!
因为，在近百处主要江河流域的国家级蓄滞洪区中，总居住人口高达l600万人l l600万人，相当于丹麦和比利时这两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
我国有24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尤其是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一些西部省区较为突出。这些隐患点，影响着3500多万人。
在这种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的困境和无奈中，在频发的自然灾害面前，如何让步履匆匆的发展脚步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显然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西方工业文明无不重复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重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泥沙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王兆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莱茵河是一条弯曲的河流，十九世纪“裁弯取直”后，缩短l00公里，冲刷剧烈，航道破坏，地下水位下降。现在，一些德国工程师想把河道变弯曲一些，然而已不可能——莱茵河畔已布满建筑。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追赶者，资源稀缺、生态脆弱、人口众多，不可能也不允许复制西方工业文明的模板。这就需要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上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思考。
“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唐代陆贽《论叙迁幸之由状》中的这句话，对多难兴邦作出了令人警醒的阐释。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兴邦还是衰邦，取决于一个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坚强，取决于她在灾难面前显示的智慧，取决于她在逆境中迸发的力量。
站在历史的路口回望，你会看到，大禹在洪水滔天中“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的身影;沉寂月光下，张衡地动仪前紧锁的眉头……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无数次周旋中，从不缺乏智慧和力量。
战国时期，有了李冰父子的引江分流，凿岩筑坝，成就了都江堰造福百姓的不朽之作; 北宋年间，有了刘彝的潜心规划，精心布局，创造了赣州“福寿沟”泽被后世的千年传奇。 而今天的三峡工程便是这不朽与传奇的延续。l998年长江大洪水最大每秒6.3万立方米，700万人参加抗洪;而今年长江虽然遭遇最大每秒7万立方米的洪峰，由于三峡工程适时调蓄削减，大坝下游居民处之泰然。
中国人正是在自然灾害的磨难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站在历史的路口回望，你会看到，漫漫黄沙将几大古老文明淹没的过程，而中华文明却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多难兴邦，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我们文化的特质，融人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造就了特殊的民族文明、性格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