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重庆公务员考试申论临考冲刺试题及答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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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资料

　　1.公职人员是指依法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党务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公职人员也就是通常说的“干部”，即“党的事业的骨干，人民的公仆”。公职人员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政府序列以外履行公职，同时又占有编制，财政上负担其工资福利的人员。显然，公职人员的范围要大于国家公务员。

　　干部是党的事业骨干。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本国国情，正确地认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为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干部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保证。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是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这就需要成千上万懂政治、精业务、会管理的领导骨干来保证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干部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犹如鱼和水的关系。党通过干部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之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实现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干部必须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也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这要求广大干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职业精神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公职人员的职业精神是公职人员思想作风、政治素质、道德情操、工作态度、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公职人员队伍一贯的严格要求。它既是对长期以来广大公职人员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的新概括，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公职人员的新要求;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当代政治文明成果;既是公职人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又是在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公务员作为公职人员的主体，其职业道德和精神将极为深刻地影响经济调整、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职能的开展。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由此，必须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职业精神，大力加强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培育和建设。温家宝总理也曾就中央国家机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政风建设、改善政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公务员职业精神建设的高度重视。

　　2.“对于这次所犯的错误，我们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日前，某县4名在上班期间玩游戏的公务员通过当地的电视台，向全县人民做了深刻检讨。公务员上班不务正业，而是打游戏和炒股。这样的例子不时见诸媒体，这表明，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病根就是一些地方公务员“一杯水，一张报，一坐一聊一大天”，整日无所事事。试想一下，公务员如果无事可做，或者可做的事情很少，当然就要“无事生非”。这也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的通病：强调自己岗位和工作的重要，利用各种理由要编制，设岗位;或者为了保留待遇和地位，极力把一些临时机构或议事机构改为常设机构，结果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建议，“公务员最好放半年的假”。为表明自己不是发牢骚，顾委员表示，“我真的是认真的”。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跳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时下，“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乱捣蛋”依然在许多地方盛行不衰。顾委员说公务员“放半年的假”，言外之意是不要让那么多公务员上班，用不着那么多人“磨洋工”。

　　与其说公务员是在工作中忙里偷闲娱乐，还不如说是在娱乐中“闲里偷忙”去工作。于是，娱乐成了公务员的“主业”，而工作则成了他们的“副业”。试想，如果公务员配置真正能够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能够在上班时间“为人民服务”，他们又哪有时间闲暇娱乐呢?要求这4名公务员就上班时间玩游戏上电视检讨这样的处罚是必须的，但如果不在精简机构上动脑筋，即使公务员上班时间不娱乐了，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心思全部用在工作上呢?

　　3.从“裸聊门”到“艳照门”，从“调情门”到“开房门”……2011年6月以来，论坛、微博等网络载体连续曝光基层官员“性丑闻”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官员天生就是貌赛潘安的“多情种子”?非也。情妇们之所以“投怀送抱”，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说，“八小时之内”的权力才是赤裸裸的催情春药。正因“八小时之内”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八小时之外”的那些非分要求与奢侈消费才能轻易得到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八小时之外”私生活糜烂只是“标”，而“八小时之内”的滥权才是“本”，仅从强化“八小时之外”监督发力，显然有舍本逐末之嫌。要管住官员“八小时之外”，最根本一条就是官员权力应受到有效制衡：谁也不能一锤定音，谁也难以一手遮天。

　　公务员不务正业，尤其是上班时间不务正业，分为几种情况：有些人是不想干事，只想混日子，反正饭碗是“铁”的，旱涝保收，这部分人应该说是对“公仆”角色理解有误;有些人是碍于能力原因。干不好公务员这份工作，比如说那些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职位，要求公务员本身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但某些公务员“占其位”，却不能“谋其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不认真干事，根本不把服务群众当回事。在这背后，凸显的是缺乏一个退出机制对其公职行为进行制约。据人事部统计，公务员年辞退率仅约0.05%，这在全国近500万公务员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使得辞职、辞退、开除等本应是常态的退出行为，现在却变成一种极少使用的特殊行为。

　　4.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逐步加强，政府部门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公务员职业精神进入了新境界。这场运动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发起反对浪费和低效益的运动，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使政府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1982年英国政府推出旨在提高行政绩效和强化管理责任的“财政管理创新”活动;1987年推行了“下一步行动计划”：1991年推出“公民宪章”和“市场检验”活动;1994年，又提出一项名为“新的行政机关”白皮书计划。英国政府还创造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环境。撒切尔政府时期，政府曾概括性地提出“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这是对以前存在的公务员高高在上理念的纠正。进入梅杰政府时期，又提出了“顾客中心论”的观念，要求政府不要墨守成规，要不断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1991年出版的《公民宪章》明确要求，政府各部门应该了解人们期望的服务和政府各部门能够做到的服务，不能歧视任何特殊人群，无论其种族、性别、信仰、职业、语言有何不同，也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残疾人，政府都应向他们提供相应水准的服务。显然，这一观点标志着英国行政主客体关系的重新构筑，是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观念的巨大更新。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不道德行为，如“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给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发展以极大打击，人们开始反思过去几十年的公务员职业精神建设，加之70年代末。经济“滞胀”局面的出现，政府财政压力凸显，这一切促成了美国政府重新确立新的治理理念。开始以非官僚化为取向进行一系列更具适应性、责任心和效率的行政改革。这一时期美国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特点：发展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注重结合实践的同时，理论建设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国家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及处理措施，并及时设立了相应的、广泛的管理监督机构，以保证所有规范和措施真正落实到位。在1883年《彭尔顿法》的基础上，美国制定了许多约束公务员道德规范的法案，如1978年10月，美国国会出台了《公务员改革法》，并通过了《美国政府道德法》;1989年又通过了《美国政府道德改革法》;1990年颁布了《美国政府官员及雇员的行政道德行为准则》;1992年制定了《美国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伦理行为规范》等等。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设有伦理委员会、伦理办公室等机构。另外，注重公民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团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历史并不长，但其在廉政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其严格的法律环境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政府行政行为和公务员行为有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例如，他们订立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对公务员的政治行为、工作纪律、言行举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他们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法乱纪都会受到严厉处分，无论其性别、种族、身份、职业及地位高低。第三，由于职责明确，授权充分，人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工作效率很高。同时，政府还设有内阁廉政署、各部常务次长、公务员委员会、检察长公署、总审计长署等机构，对各个部门和各级公务员行为进行严密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