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题及答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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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而言，保持粮食增长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然而，近30年来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却在显著下降，已经由1978年~1985年的4.7%，下降到1999年~2008年的0.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王金霞介绍，“为此，2009年我国通过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但是这一规划能否实现，关键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灌溉水资源供给能否足以保障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让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水资源短缺形势正日趋严峻，农业用水比例严重下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用水比例是97%，到2008年，农业用水的比例仅为62%。目前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不仅供需矛盾突出，而且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导致水旱灾害频发。我国中、东部水土资源相对平衡的宜农区域，受季风气候影响，降雨年内分布不均、年际变幅显著，历史上就是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地区。此外，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由于极端降水平均强度和极端降水值的增强，中国水旱灾害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正不断加剧。

　　农业发展历来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有很大依赖性，“从而形成了水利是农业命脉的理念与水利设施‘岁必一修’的优良传统。”程晓陶认为，“但是由于投入不足，多年来中国农田水利设施日显薄弱，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日益突出，抗御水旱灾害能力明显下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旱灾及对策研究室主任吴玉成分析，目前中国农田水利设施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全部耕地中有灌溉条件的不到50%;二是现有水库及配套灌区水利设施病险严重，大型灌区骨干工程损坏率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0%左右;三是水利设施难以适应节水要求，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难以提高。

　　现在，中国农村的水利基本设施还在吃30年前的老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16%提高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接近50%;水利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例也平均维持在5%至8%之间。然而近30年来，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降低到了2%左右。”王金霞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水利设施投资力度，但相对于需求仍是杯水车薪。另外，政府部门的投资基本集中在大中型水利工程设施，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小型水利和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基本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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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基于供给面的管理思想体系，运用工程和技术手段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王金霞介绍，“但这需要强大的财政保障，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更难达到预期收益。”

　　根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在北方六省的实地调查显示，农业节水技术采用得并不理想，以播种面积计量的采用率不到20%。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传统的以需定供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目前迫切需要实施以供定需的水需求管理策略，创新水资源管理制度，运用水价和水权等政策提升管理水平。

　　目前，农田水利设施末级渠系的运行和维护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大力推动成立非赢利性的社会组织——农民用水协会，以承担末级渠系维护运行的职责。但是调查发现，大部分用水协会都缺乏正常运行和维护水利设施的资金，面临着难以持续发展的问题。

　　“要将与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相关的管理职能都统一到一个行政部门，推行大水利的管理体制，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王金霞说，“还必须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和明确各个流域机构的管理权限和职能，逐步建立由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民主、协调、权威、高效的新型流域管理机构。”

　　在国家高度上进行跨学科组织的研究课题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水利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目前中国的抗旱减灾能力偏弱，评估农业抗旱能力一般从水利工程、经济实力、生产水平以及抗旱组织几个方面建立评估指标。然而据此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评估抗旱能力强弱指标仍处于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中国的抗旱科技水平也亟待提高，目前中国在干旱监测、评估、预警技术及完善的网络体系、抗旱节水灌溉技术方面，还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以防为主和防抗结合;没有做到抗旱工程与完善的非工程措施有机结合，这对水利科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们要求建立水资源技术标准体系，不断推进水资源监测、评价、统计、用水计量和实时监控等水权制度建设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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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关注“三农”的第八个“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一号文件指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

　　水利部部长陈雷说，这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中鲜明提出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一号文件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水情的准确把握，是我们党对水利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建表示，把水利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这是文件的突出亮点。对水利的新战略定位，不是就农说农、就水利说水利，定位准了才能明确公共财政为什么要把水利作为投资重点，水利发展为何主要依靠公共财政。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2010年我国水利投资是2000亿元，高出一倍就是4000亿元，未来10年的水利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按照目前财政收入的增长态势，只要统一加快水利改革思想认识，未来实现上述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一号文件还提出，各级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总量和增幅要有明显提高，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充分发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土地整治资金的综合效益。

　　“按照目前全国每年土地出让金收益算，10%就是700亿元左右，这是水利投入的一大来源。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其他就要靠各级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并广泛吸取社会资金投资水利。”陈锡文说。

　　“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力争通过5年至10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

　　陈锡文说，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0982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粮食产量“七连增”。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有利于增加灌溉面积，增加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产区中心分布就已经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新兴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又没有及时跟上，加强这些地方的农田水利建设，将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