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高分突破试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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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论题(本卷总分100分，时限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60分钟。)

　　1给定资料

　　1.2013年，听到家里的“顶梁柱”遭遇车祸去世的噩耗时，41岁的徐某抱着女儿痛哭不已。尽管法院判决肇事司机赔偿徐某一家22万余元，但被执行人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女儿在念高中，公婆则卧病在床，无论是学杂费还是医药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座无形的大山。

　　当地法院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次月向徐某一家发放了15000元司法救助基金。“真是雪中送炭啊，解了我们全家的燃眉之急。”徐某流着泪说。

　　据介绍，该法院早在2006年7月就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制度，并于同年10月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困难当事人发放。然而，司法救助基金设立时的定位是“救急”，法院发放的数千元、最多数万元的救助基金。对于受助家庭来说，只能暂时缓解其极端困难的生活状态，作用非常有限。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法院进行司法救助的对象绝大多数为执行案件当事人，一般是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而申请人又生活极度困难的案件。”法院工作人员介绍说，司法救助基金的发放对象相对集中。赔偿类案件占了半壁江山，仅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类，就占到发放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救助面过于单一，使得其他类型案件中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无法得到救助，不符合司法救助制度帮助困难群体的设立目的。

　　同时目前对农民的医疗救助机制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制度虽然实施了几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制度本身与农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筹资、管理和监督成本偏高，人均缴费水平过低：病种限制过死，报销费用手续繁琐;报销费用限额过低，致使农民参加的积极性受挫，即使参加了，大病大灾也没有保障。

　　农民在年老、疾病、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应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而国家仍沿用传统的社会困难救济模式，仅仅对农村中的五保户和因灾因病造成的困难户，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临时救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但由于补助面不宽。补助金额有限，对特别困难的农村家庭只是杯水车薪。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进城农民治病的救助制度还是一片空白。一旦出了事，有家不能回，即使回去也很难生活。

　　近年来造成影响特别恶劣的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几乎为零，而当前司法救助程序繁杂，大多数人没有利用司法救助的意识：杀死17名少年的黄勇“智能木马”杀人案、流窜杀死67人的杨新海杀人案、6名佳木斯儿童惨遭杀戮的宫润伯变态杀人案、死12人伤5人的个体屠宰户石悦军杀人案等等，尽管法院判决被告人对受害者经济赔偿，但是这些大案的凶犯几乎都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尤其是刑事案件没有判决之前，受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康复或丧葬费用完全靠自己解决，有的因为不能筹到足够的费用，导致错失了救治的良机，或是筹到费用，法院判决后罪犯没有足够的钱赔偿，而债台高筑，穷困潦倒，给被害人造成双重伤害。

　　2.2014年3月23日，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J介绍，设立于该院的“婴儿安全岛”于今年1月28日投入使用，截至3月16日，共接收弃婴262名。

　　在262个孩子中，仅脑性瘫痪就多达110例、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和先天性心脏病也分别有39例和32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中科院博士后H认为：“这些疾病完全可以通过孕检发现。”俗话说，“多建一所学校，少建一座监狱”。依此类推，“多做一些优生优育源头控制，少建一座弃婴岛。”

　　珠三角新生儿缺陷率一直居于全国前列。来自广东省计生部门2011年公布的10年来广东省各地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可见，珠三角城市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平均达2，76%，不仅比10年前翻了一番，比全国的平均数也高出50%。主要五项出生缺陷分别为先天性心脏病、地中海贫血、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畸形以及唇腭裂。专家分析。这与珠三角环境因素、外来人15医疗卫生保健不足密切相关。

　　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一路攀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婚检率节节下降。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此前广州的婚检率在93%左右，取消之后仅有7%，部分辖区甚至只有4%。

　　2012年3月1日起，广州针对户籍人群和常住人15启动“出生缺陷干预项目”，其中包含了免费婚检服务。

　　一位计生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以往弃婴扔给医院，现在大量扔向福利院。50天262个，以此推算意味着一年就有近2000个。如果不从源头上防控，光靠弃婴岛最后兜底，能有多大能量?”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J认为，结合福利机构往年接收弃婴的情况来看，大病和残疾已经取代“计划生育压力”“重男轻女”等因素，成为了导致弃婴行为的最主要原因。新生儿一些疾病如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等。若能及时得到手术治疗，治愈率也非常高，一些悲剧可以避免。

　　业内人士认为，“弃婴岛”遭遇的尴尬，反映出我国大病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环节的某些不足。目前，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之外，我国政府又加大了对20种儿童重大疾病的保障力度，但一方面是政策覆盖的病种和实施的范围仍然有限。另一方面一些疾病的治疗费用高昂，即使在报销后对于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然而，与百姓缺钱看病形成反差的，是一些趴在账上不动的医保基金。在2014年广东省两会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林应武透露，截至2013年年底，广东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230亿元，其中广州市医保基金结余约563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1认为，弃婴岛试点应该坚持下去。阻止弃婴增加需要完善的大病医保制度，以及对病患者家庭进行帮助。尤其对残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建立残疾儿童免费康复和特殊教育制度，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

　　3.2014年4月17日，30多名法学家和NG0组织负责人齐聚人民大学，就刚刚上路就命运多舛的婴儿安全岛问题展开讨论。

　　婴儿安全岛在我国出现于2011年，石家庄婴儿安全岛是我国最早的试点，从设立之初就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岛鼓励纵容了弃婴行为，会引发弃婴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为弃婴提供了安全的空间以及获得救助的平台。

　　在研讨会上，30多名学界专家几乎都支持婴儿安全岛的建设，“如果没有安全岛，这些孩子仍然会被遗弃，只是被扔到更偏僻的角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说。

　　婴儿安全岛在全国推广始于2013年7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的方案》，提出推广石家庄市婴儿安全岛经验，在全国各地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正是由此时起，婴儿安全岛引发了更广泛的热议甚至质疑。

　　在2013年12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对婴儿安全岛问题做出正式回应。他表示，设立婴儿安全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也表示：总体来看，安全岛的设立利大于弊，安全岛设立以后。弃婴的存活率提高了70%～80%。

　　与会者介绍：目前，河北、天津、内蒙古、江苏、福建等10个省区市已建成25个婴儿安全岛并投入使用，还有18个省区市正在积极筹建婴儿安全岛或弃婴观察救治中心。从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情况看，各试点城市的差异很大。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运行两年半来，安全岛接收弃婴人数不足200人，并未引发“弃婴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于2013年4月开展试点，至2014年2月仅接收4名弃婴。但是，广州、南京等相对发达的城市在短期内接收的婴儿非常多。

　　南京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朱洪称：以往一年接收的弃婴大概在160人左右，但婴儿安全岛启用3个月以来，接收了近140名弃婴。为缓解压力，南京市社会福利院已将部分弃婴转到分院。朱洪表示，不排除南京“弃婴岛”也有可能因超负荷而暂停试点。

　　相对南京，广州选择了较为“激烈”的方式：关停安全岛。有媒体质疑此举会对其他正在试点或筹备试点的省市产生连锁效应，更有专家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人手不够就贸然关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广州关停婴儿安全岛)如果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也不实事求是。”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说，广州等人口聚集的城市能够率先试点设立婴儿安全岛，本身就需要很大勇气。他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能更加宽容地看待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及后续改革。

　　民政部正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减少相关家庭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可能性。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短期内弃婴数量剧增，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尝试解决，比如通过内部系统向其他福利院进行协调等，“如果把这个人数剧增的时期挺过去了，后面可能就不会这样”。

　　詹成付表示，民政部正在研究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定资助，并将协调当地资源，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予以分流，以减轻其运行压力。

　　婴儿安全岛应该如何运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T表示，第一是应该将其常规化，第二要提高服务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Z则表示，国家接收弃婴，但并不意味着扔掉孩子的父母可以免责，所以婴儿安全岛应该接收哪些婴儿、哪些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岛上而免于刑责等都需要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