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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l.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而目前我国各级养老机构的床位仅有410多万个。近2亿老龄人口“抢”400万张床位,平均近50个老人才能“摊”到一个床位。
对“夹心层”家庭(游离在保障与市场之外的无能力购房群体)来说,进入公立养老院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有养老床位1100张,只向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人开放,而排队等待入院人数超过1万人。以此计算,即使是一年轮换一次床位,进入第一社会福利院也需要十年时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不少民办养老院完全走商业化路线,有意标高价格以实现盈利,但其提供的服务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地位不无关系。
从事养老行业多年的新东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金晖说,民办养老院面临着一系列政策性障碍带来的额外成本。他建议,对民办养老院的属性如何界定、养老产业是否能免税、养老机构使用水电是否能不按商业价格收取等做出顶层设计,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为居民提供价格更为合理的民办养老机构服务。
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口研究所所长、上海老年学会理事周海旺表示,虽然国务院日前已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但还需加快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各项措施,保障政策执行到位,在用地、税收、补贴政策等方面扶持民办养老院。“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应制定强制性的土地规划,为各类养老机构建设预先留出土地。”
在中国的多个一线城市,养老护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一部分。然而,机构运营“多收一个老人多亏一份”、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收入远低于保姆等现状,都使得养老护理机构难以承担“后医院护理”的职责。
上海闵行区“绿梅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两年来,仍未摆脱亏本状态。负责人李侠说:“中心收了20多名老人,每名老人每月收取360元,共计8000多元,但我们包括餐饮、护理、接送等在内的运营成本是每月l6000多元。”李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价格为每年8万,并且是‘先服务再给钱’,中心还需自行补贴l2万才能维持运作”。
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创办人杨磊说,在成本倒挂外,目前养老护理机构还存在多重困境。“护工的收入在2200-2500元,高级护工的收入也不过三四千元。和高级月嫂动辄上万的收入相比,护工工作辛苦,收入却很低,人员流失严重。”
浦东新区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杨一明指出,随着老龄化形势加剧、养老护理质量的提升,老人护理费用的上升是必然趋势,政府应当加大投入,鼓励专业康复机构进驻养老院,打通“医养结合”,保障老年人权益。
6.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中显示,目前我国以养老、医疗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分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多种制度。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待遇差别较大,在福建厦门的被访者中,同一月份领取的养老金最低仅为200元,最高为10000元,相差49倍。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说,解决“养老金多轨”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不仅考虑退休养老制度本身,还要有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工资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改革相互配套。
让不少老人忧心的还有目前仍处于城市问签订协议探索过程中的异地医保结算瓶颈。记者查阅了近年来多地的异地医保进展发现,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地在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标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少省份已经实现省内异地医保结算,但跨省则多停留在城市问互相签订协议。
7.21世纪,全球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是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老龄化问题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头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在过去和今天所遇到的养老难题,中国在明天也会遇到。因此,了解发达国家养老改革历程和相关政策措施,对中国养老保障改革有着积极意义。
美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多支柱养老体系,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体系的基础,补充养老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均十分发达。社会养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覆盖率达到90%以上,支出所需资金通过工薪税筹集,雇主和雇员按工资的6.2%分别缴纳工薪税。养老保险为平均工资水平人群提供了43%的替代率。美国政府鼓励雇主为雇员建立补充养老计划,鼓励个人建立个人养老金计划,政府提供税收优惠措施。补充养老计划和个人养老计划已经成为美国养老体系中强有力的两个支柱,约有60%的雇员参加了补充养老计划,养老基金规模巨大,占全球总量的2/3。美国政府在1983年设立社会保险信托基金(OASDI),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是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储备基金,基金收入来源于养老保险的收支盈余,政府成立“社会保险信托基金理事会”来管理这笔资金。2008年,社会保险信托基金规模达到2.2万亿美元。按照相关法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主要投资于特种国债,这对美国联邦总预算的平衡有重要作用,而财政部偿还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借款的方式只有发行债券或者减少财政支出几种选择,这会影响未来退休人口的福利。
日本公共养老制度包括国家养老金计划NP和职员养老保险计划EPI,均采用现收现付
制,基金收入渠道包括工薪税和财政补贴。为了应对老龄化,日本政府建立了巨额的储备基金 (GPIF),其2008年底的规模约为117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每隔五年对公共养老金收支情况进行评估并研究应对措施,在过去十几年中进行了多次改革。首次改革于1994年启动,将退休年龄逐步由60岁提高到65岁。第二次改革始于2000年,政府将调整养老金待遇的机制从依照收入增长率改为参考价格水平变化,同时将储备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以获取更好收益。第三次改革是在2004年。政府建立了一个“稳定机制”,根据缴费人总数和退休人员预计寿命变化调整待遇水平,预计在2004--2023年间每年降低养老支出0.9%。同时,政府还采取两个措施增加养老基金收入,一是在2017年以前将EPI计划的缴费率每年提高0.345%,最后达到l8.3%;二是加大财政补助的力度,对NP计划的财政补贴占年度支出的比例从l/3提高到1/2。
1998年,瑞典对传统的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养老制度进行改革,代之以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名义账户(收入养老金)和积累制个人账户(附加养老金)相结合的新制度。新制度下养老保险缴费率为l8.5%,l6%纳入名义账户,2.5%存人个人附加养老金,名义账户收益率等于平均工资增长率。名义账户制有助于提高缴费积极性,然而现收现付制的资金运行无法摆脱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瑞典于2001年推出“自动平衡”机制,即当测算的未来总待遇支出高于缴费时,降低名义账户收益率和养老金年金的年度调整标准。对于积累制的附加养老金个人账户,政府采取了集中管理与个人选择相结合的模式,资金由专门机构PPM(辅助养老金局)集中管理,并根据个人的选择投资于不同的基金。如果缴费人没有对投资于哪个基金做出选择,PPM将其投资于由政府管理的事先约定的基金。个人账户建立伊始,正值股票市场处于高点,个人主动选择基金来投资的热情也达到高峰。然而,2003年股票市场出现大幅下滑,使得个人账户基金平均损失30%左右,此后大多数人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决策权交给政府。2005年,政府对个人账户基金的运营进行了评估,建议控制供民众选择的基金数量;降低约定基金的管理成本,将其转变成为一个生命周期投资工具,即基金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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