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前提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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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材料1】

　　2013年11月17日起至2014年1月10日。兰州中心城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与此同时，北京、西安、济南、太原、唐山等多个城市均宣布将在重污染天时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然而，专家表示，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顽疾”，仅采取机动车限行、提高停车费、摇号中签等“打针吃药”的措施是不够的，还要从调整城市规划、控制机动车总量等宏观层面“动手术”，才能走出越治越堵的“死胡同”。

　　北京市民孙先生家住朝阳区东四环外，孩子在二环内东城区的小学上学，每天上班和接送孩子，他都要开车在市区来回穿行好几趟，饱受堵车之苦。孙先生无奈地说：“我也不愿这么折腾，但好学校都在市中心，有什么办法呢?”

　　专家指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心一直围绕旧城中心地区以“摊大饼”的方式展开，各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投放过度集中，导致中心城区“不堪重负”。

　　“科学的城市规划能有效降低人们的交通出行需求。”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蒋伶表示，从国外经验看，一个城市多个中心能有效降低交通出行总量。大城市应构建城市级、地区级、社区级等多中心体系，分级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实现交通减量化。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交通拥堵的源头是机动车总量快速增长。拥堵现象从一线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据测算，目前兰州市道路交通密度高达每公里628辆，是香港、深圳的两倍以上。

　　“修路的数量跟不上车辆增加的数量，政府部门还有很多欠账要补。”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认为，即便北京实施了汽车限购措施，但每年新增汽车达10万～20万辆，这意味着每年有5%左右的增长率。相比之下，全市道路里程每年增加不足1%。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但道路建设、停车设施却严重滞后，道路微循环系统严重不畅，都使交通状况雪上加霜。

　　“小区门口的道路本来是三条车道，但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只剩下道路中间一条车道，会车时经常会堵死。”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岳女士无奈地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分析说，北京市城市道路网络还不完善，单位大院和大型居住区对道路系统造成割裂和阻断，南北向路网连接不畅，次干路和支路通行能力不足。此外，各类公共交通之间换乘设施不足、换乘不便、换乘距离长等问题都需要改进。

　　“城市交通是否顺畅，不取决于主干道有多宽，主要看道路交口的通畅度以及整个路网的匹配度。”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刘攀表示，在国内，很多城市把街区规划得很大，好处是地块完整，便于开放，缺点是主干道占比过大，与次干道难以形成良性交通循环，导致主路虽然很宽，但交叉口往往特别拥堵。

　　【材料2】

　　2014年北京摇号政策将怎样变化成为各界关注的民生热点话题。摇号限购等治堵治污的行政化手段难以长久。治堵治污最有效、最长效的手段应该是市场之手而不是政策之手。摇号限购貌似公平。但是丧失了市场经济中的要素——效率。而政府部门面对上百万急于中签的个体。根本没有能力、办法和资格从中高效率地区分出谁购车的理由更迫切、谁购车的需求更优先。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治堵新政”不但很难改善北京目前的拥堵状况，可能对全国其他大城市产生示范作用.而且在“摇号上牌”过程中也可能滋生腐败问题。

　　安邦财经研究部主管贺军认为，新公布的方案还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于北京汽车产业和就业环境的杀伤力都较大。摇号将会产生不透明的寻租空间和牌照黑市。

　　而一些普通市民，尤其是一些“北漂”族，感到很不公平。外地人来到北京工作、生活，地点往往都多位于远离市区的五六环;而现在北京的公共交通系统又没有完善到四通八达的地步，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有车才能方便出行，“将每年60万到80万的购车需求缩水到24万，实在有些不合理，而且按照新政的规定，没有五年完税证明的外地人连参加‘摇号’的资格都没有，这对于来到北京工作的外地人来说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一定不便。”

　　当然，在北京公交、地铁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各种行政治堵手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应当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长远看必须过渡到使用市场化手段治堵。让市场效率、市场选择逐步替代一刀切的限行、限购政策。

　　至于未来，“限购”、“限行”这样的短时间临时政策如何被更好的法律、经济手段替代，更是值得国内各级研究机构重点关注的战略课题，因为这不光关系到北京一个城市，对其他正在拥堵困扰的大城市同样是急需的。

　　【材料3】

　　交通拥堵日渐成为不少大中城市的“不可承受之重”。在过去的一年里，宁波市开展交通拥堵、城市主干道综合整治，打通“断头路”三年行动计划顺利完成，交通网络建设成效明显，已获批国家公交都市创建示范城市。

　　迈人2014，“治堵”仍然是宁波城市建设的关键词之一。作为中国汽车社会爆炸式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并发症”，交通拥堵没有“一贴灵”可医，而需要从城市功能再规划、社会管理创新、交通文明培育、公交优先建设等多个方面对症下药。对此，两位公共交通方面的专家，开出了“一动一静”的治堵药方。

　　2013年11月底。宁波创建第二批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获正式批复。“公交都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势而为，建议开展公交优先实施情况专项审计。”长期从事宁波城市交通研究的杨仁法委员指出，像公交优先这种涉及部门多、实施难度大、民生关注度高的问题，开展专项审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杨仁法委员认为，在目前以轨道交通大容量快速公交和有轨电车、BRT等中运量公交为骨架，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车为补充，公共自行车为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租车可替代私家车出行，缓解交通拥堵，但前提是能够比较便捷地打到车。

　　“在马路边的小型餐饮店、便利店、加油站设立待调点，不仅方便司机停车‘补给’，又变‘路抛寻客’为‘候客调度’。”在杨仁法委员看来，设立遍布全市的标准化的候召服务点可谓“一石二鸟”，能够为已经建立的出租车智能电召平台提供地理硬件支撑。

　　除了让公交和出租“动起来”，作为静态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停车场够不够，直接关系到停车难不难。“有限的公共停车设施存在被擅自改变用途、出租等现象，‘公共’变成了‘专属’。”

　　吴宗良代表此前参与的停车难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将“停车场变身”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据吴宗良代表介绍，富茂停车场地下一层131个公共停车位，摇身一变成了娱乐和餐饮场所;东方瑞士小学地下停车库98个停车位，有67个被改成仓库用于出租;波特曼大酒店将地下二层的50个停车位改为仓库或堆放杂物。

　　针对这种公共资源悄悄变身的问题，市城管部门已于2013年底完成了对老三区停车场基础数据的普查工作。“摸清家底之后，怎样实现科学管理、促进规范使用很重要。”吴宗良代表表示，吸引并鼓励社会资本、社会资源参与停车场的建设，利用价格杠杆，加强交通需求管理，逐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频率，推进停车场建设的产业化发展，是城市停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

　　对于我市停车产业化政策的出台以及停车信息化建设，吴宗良代表将继续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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