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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科研成果产出量及占全国科研产出的比重显著上升。然而,不同类型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同质化问题开始逐步显现。由于不同类型高校在学生资源、研究积累、科研资源优势等方面各有特色,在开展科研活动时应当准确定位,有所侧重,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然而,目前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高校在科研模式上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化、一致化的发展趋势,导致高校失去自己的特色,难以发挥自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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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以来的全国高校大扩招带动了大批高校升格。学校升格可以获得更好的学生资源、更多的财政拨款,对各高校都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很多高校都将自己的发展定位为向高一层次攀升。同时,我国现有高校发展模式是逐级升格:从高职到专科再到本科,从申请硕士点到申请博士点,最终目标都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社会和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早已不是停留于掌握某一专业领域知识,而是转向要求他们具有基于创新力的知识应用能力。与普通大学相比,应用技术大学更重视专业实践导向的知识和技能,科研活动更加注重将专业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单独的体系和发展路径。
在目前单一路径的高校升格模式下,向研究型大学升格成了各院校共同的追求,往往导致高校放弃自身特点,在办学模式、科研模式上盲目攀比。这种逐级升格思维主导下的办学理念必然导致办学模式逐级传导,从而造成不同学校间的同质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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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高校科研经费除部分以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基金等形式定向划拨外,绝大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项目申报方式获得。这些短则一年、长至三五年的科研项目,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项目结题通常有明确的论文、专利考核指标要求,并不适于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重大成果的基础性研究活动的持续性开展。
同时,这种竞争性研发经费获取方式对于资历尚浅的年轻教师非常不利,年轻教师很难得到基础性研究经费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大学中的年轻教师为了寻求科研经费,只能拓展不同渠道.更多地接受企业研发委托。由于高水平大学的品牌效应和优质学生资源优势,企业委托资金也愿意投向高规格大学,从而导致高水平大学接受企业研发委托的比例居高不下,基础研究比例并不比普通院校高。相反,部分高水平大学的企业资金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例甚至已经超过60%,远高于大多数普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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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高校考评标准中,学术化量化倾向明显。考评指标体系基本上是参考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制定的.过分依赖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数量等定量指标,较少针对不同特点的高校设置多样化的考评方式。学校申请了多少项课题、是否有国家基础性研究项目等成了重要的衡量参数.甚至成为某些考评的“硬指标”。
过于学术倾向和定量倾向的考评模式,导致高校特色和差异性被抹煞,科研项目尤其是基础类研究项目成为各类型高等院校共同追求的必选项。调研中发现,在很多地方高校教师招聘中,能否为学校带来一项基础研究基金可能会成为应聘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大学与地方院校更多的是一种高层次与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关系,而非研究型与应用技术型的类型之分,各类型高校科研活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同质化发展。
9.2014年8月,北京大学就《北京大学章程》的修订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章程中提到,北大学生不仅有权利进入北大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还能够进入学术委员会,参与行使包括讨论决定学位授予标准、审查评定教师职务拟聘人选、受理审查学术不端行为、裁决学术纠纷等职权。
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学生进入校级委员会裁决学校大事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作为国内顶尖高校,首次在校学术委员会中设置学生委员,将学生纳入学校治理者的队伍中,其意义仍不可小觑。当人们高呼政策的开明、开放和先进的时候,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其实是科学治校的理性回归。
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单位,承担着培养人才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职责,区别于一般行政机构的工作目标,不论是教书育人,还是学术探讨,都离不开一个自由、公正的学术管理环境。早在改革开放后,国家就一直在探索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路,作为对国内高校行政化色彩浓厚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的改进,之后又接连发文件,逐渐落实了高校党政分开、校长负责制等政策措施,其目的就是逐渐将学术与行政进行剥离,逐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而此次北京大学在章程中拟规定由学生参与学术委员会等机构.正是国内高校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新的探索,它赋予学生参与学校级别的管理层,并裁决学校层面的事务的权利,无疑有助于实现科学治校,能进一步接近大学办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