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公务员联考申论全卷模拟试题及答案（5）

　　对很多H县人来说，多年的实践和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不仅让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内在的环保意识。吃剩的卷筒粉用来喂鸡，塑料瓶集中起来卖，一次性竹筷子就送给街坊烧火，刘女士的粉摊产生的真正的垃圾少之又少。

　　分类的意识有了，接着就需要一套简单易行的源头分类办法。为此，H县在试点启动前开展了为期3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内容包括县城垃圾收集现状、生活垃圾成分监测、民意调查等。在此基础上，项目人员会同有关单位、街道、居民代表共同讨论，确保垃圾分类的参与者充分参与方案制订。

　　根据垃圾构成和群众认知便利性，H县把生活垃圾分为可堆肥、不可堆肥和有害有毒物三类;吸纳群众意见，采取定点定时投放和收运的方式，对于街道住户一般下午五六点左右上门收运，有垃圾房的小区则是晚上投放，当晚或第二天早上收运。

　　源头分类却又混合运输——这是一些地方垃圾分类难以产生实效的原因。由于投入不足等原因，H县的垃圾分类也一度出现混合运输问题，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县里克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保障了源头分拣、中间运输、终端处理的全过程分类。”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某说。

　　走在H县的大街小巷，两个分类垃圾桶或垃圾袋几乎成为标配;新建小区都有封闭的垃圾房，这已被纳入项目竣工验收内容之一;小区垃圾房的分类垃圾，环卫部门会分人分车分类运输;耗费两三百万元建设的垃圾中转站里，两套机器分别对可堆肥和不可堆肥垃圾进行压缩处理，再分别运往堆肥厂和填埋场。

　　H县环卫站站长施某说，在垃圾分类处理的链条中，如果不能解决垃圾的最终出路，中前端的分类工作就不可持续且无意义。为此，H县与香港浸会大学、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结合可堆肥垃圾占主导的实际，开展堆肥肥效、应用需求等调研，并投资建设了设计处理能力为15吨/天的堆肥厂。

　　在堆肥厂，可堆肥垃圾先在11个发酵池发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成堆肥，污水则进行处理后再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二次处理。“每天产堆肥10吨以上，主要用于林木、苗圃种植，非常好卖。”工厂负责人说。资源化处理带来的减量化效果明显，现在，全县生活垃圾减量约25%。

　　在H县石井村，农户和县城居民一样按干、湿两类进行垃圾分装，也缴纳垃圾费(每人每年36元)，然后通过竞标的方式聘请保洁员，分三级、按四类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大部分垃圾在村委会垃圾处理中心就可完成分类处置，基本做到“垃圾不出村”。为提高保洁员的积极性，村里规定垃圾分类的收益归保洁员所有。59岁的新街保洁员李某除了工资，每个月卖啤酒瓶、饮料罐、废铜烂铁等还有七八百元的额外收入，厨余垃圾产生的沼气也供他家免费使用。

　　4.2017年4月18日，民间环保组织“两江环保”在其公众微信平台发布信息称，在河北、天津等地发现超大规模的工业污水渗坑，最大的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而且存续时间长，或已对当地的地下水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4月19日，环保部分别与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环保部表示将对相关渗坑污染问题挂牌督办。

　　“天津和河北这两起渗坑事件，现在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但是至少涉及两个方面的违法行为。”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表示，“第一，用渗坑渗井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污。不管渗坑怎么形成的，历经多少年形成的，都是在非法排放污染物。第二，非法排放危险废物，这个污染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企业通过非法倾倒排放一些废物产生的。”

　　这些污水渗坑达到如此惊人的规模，并非一朝一夕，大都为废酸倾倒或偷排所致。据大城县政府向调查组反映，近期曝光的两处土坑均为多年挖土形成，2013年曾发生废酸违法倾倒事件，导致坑内存水及土壤受到污染。天津静海区的渗坑形成原因也大致相同。

　　其实，两地政府并未对污染情形完全听之任之，相关的治理工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大城县的废酸倾倒事件发生后，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了治理，但工作一直未完成，还多次发生污染反弹。

　　在环保专家彭应登看来，污水渗坑治理难点颇多。“当地政府曾委托专业治污公司对渗坑内的污水治理过，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对污水的来源与水质状况摸得不彻底，土壤的边界和地下水污染的边界也难以确定，所以没有制订出一个很精准的治理方案。”彭应登表示。

　　据他介绍，目前环保界对污水渗坑的修复方法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原位修复指对污水渗坑就地修复，异位修复则是在渗坑旁边建污水处理设施，把渗坑的污水、土壤、地下水移出进行处理。他倾向于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相结合的方法。“异位修复的效果更好，但是经济成本巨大。如果将污染区划为生态类用地，修复后的地块不用于商业居住或涉及食物链的农业生产，那采取原位修复，成本可能低一点，修复时间也相应较短。”

　　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当地都将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估计仅污水处理就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周期更长，快则3到5年，慢则5到7年。”彭应登说，以17万平方米的污水渗坑为例，据他估算，要完全恢复生态面貌，资金投入可能超过2亿元。

　　他算了一笔账，1立方米工业废水的处理成本是5到7元，在深度未知的情况下，以17万立方米计算，需要约百万元，处理装置的投资也需要约2000万元。“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更为昂贵。”彭应登说，一立方米污染土壤的修复需要1000元，17万立方米就需要1.7亿元，此外，他还表示，“北方冬季约占4个月时间，坑中污水在低温或结冰的时候无法进行连续修复，导致短时间内即使处理也不能根治。”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吕锡武认为，如果污水已经渗透到地下含水层，要治理的话，得看当地含水层换水需要多少年能换过来，还要先对这片地区的含水层进行评估，视情况而定。

　　除了技术因素外，污水渗坑治理的难度还在于责任主体不清晰。“如果追究到责任主体，就按‘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处理;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时候，或者责任主体没有赔付能力，由政府先行为治污买单。”他说，环保部门和司法部门需尽快建立污染损害的评估、赔付机制。

　　据彭应登介绍，对这种难以追究责任主体的污染，国外有经验可供借鉴，“比如美国的解决方法是让现有的污染企业交一定份额的资金，组成一个污染修复的超级基金，遇到责任主体不清晰时，由超级基金来解决。”

　　5.J市栖霞警方2016年12月19日通报：J市首起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告破。J市多家大型医院把已使用且未经处理的输液管、针头等医疗废物低价卖给不具备处理资质的个人，再经转手，医疗废物被加工成口杯、玩具等。据报道，现场查获医疗废弃物13.5吨，查实嫌疑人收购、倒卖医疗废物3000多吨，涉案价值4000多万元。

　　在环保部新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医疗垃圾被列为“头号危险垃圾”。医疗垃圾中含有大量的致病微生物或同位素等有害物质，极易成为新的环境污染源和疾病传播源，滋生双重二次污染。基于此，公安机关有必要会同工商等部门，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尽早掌握这些医废垃圾的最终去向，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可能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

　　在顺藤摸瓜向下追查的同时，向上的倒查也应立即展开。医疗废物是如何从医院流出来的?哪些医院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相关禁令，参与了医疗废物买卖?是医院“内鬼”私下倒卖，护工、物业等人员偷卖，还是运转环节出了问题?这些也是此案中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据媒体报道，警方已查找到嫌疑人张某定期与J市多家医院购买医疗废物的账本。按图索骥对源头进行彻查并不困难，这不仅是查明并斩断整条黑色产业链的关键，而且对之后的制度漏洞修补也至关重要。

　　虽然案件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查清，但作为医废垃圾的产生源头，有关医疗卫生机构造成医废垃圾违规外流的事实是明确的。相比将医废垃圾送去专门的处置机构，直接转让或买卖不仅不用缴纳费用，而且还能拿到回收款项，一增一减利益巨大。除了明显的利益动机，也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在一些医院，不少护工等人员缺少相关的医废垃圾分类知识和安全防护，而且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巨大，加剧了源头管理的混乱。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不善、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宽松，不仅造成了源头失守，而且导致在医废垃圾的转运、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本应发挥作用的多道安全闸门都未能成功拦截危险。系统性监管失灵的病根，在各类安全案件中都不难寻到。剜掉这个病根，需要更加顺畅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需要更有震慑力的惩戒措施，更需要各责任主体对制度敬畏、对操作规范较真儿，在这样的基础上，多部门的协同行动和合力治理才真正可期。

　　医废垃圾违规回收并不是什么新话题，从近几年各地查处的案件看，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所谓“商业模式”也不复杂，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让该类事件在“反思—事故”的怪圈里循环。往近了说，要查清源头失守这本责任账，往远了说，逐步完善医疗垃圾处置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在每一次的公共讨论中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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