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山西华图供稿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劳作，沦为公开失业者。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和自我创收的能力。（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红旗》杂志2003年第16期）山西华图供稿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山西华图供稿
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