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日益引人关注,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农村老年人所要承受的更多。农村家庭普遍较差的经济条件、农村社会不够健全的保障体系、城镇化带来的空间距离和文明撕裂、转型时期的孝道变迁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村老人的生活境遇。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夫子的话流传了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庭和尊重长辈著称,不过随着社会结构的大转型,乡村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传统孝道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在采访的众多老人中,记者发现,对儿女的赡养表示不满或没有信心的不在少数。在当前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孝道式微的现状,以及由此带来的老人生活无着、精神无依的凄凉境况,让人触目惊心,闻之泪下。
“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
家住中部地区农村的蒋老汉今年70多岁了,老伴患胃癌已经在半年多前去世,每每想起老伴患病时痛苦的样子,蒋老汉就泣不成声。
蒋老汉的老伴患癌症两年,治病花光了老两口一辈子5万多元的积蓄,在外打工的儿子没有拿一分钱,也很少过问病情,有一次蒋老汉的老伴病情恶化,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家看看,得到的回答是:“是不是真不行了?来回车费很贵的!”最终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看母亲。“有时候真想抽他几个巴掌,我们当年含辛茹苦把他带大,老了却是这个结果!”蒋老汉无奈地说。
今年春节,儿子和媳妇回家探亲,但什么活都不干,所有的家务全由蒋老汉老两口承担。“每天早上我们做好饭叫他们起来吃,他们还没有好脸色,嫌这嫌那,真是不孝子孙。”
尽管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药费个人还是要掏一部分,这对经济困难的蒋老汉来说负担沉重。今年2月,老伴病情又恶化,因手中实在没有钱了,无奈只能出院回家。“其实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老伴癌症处于晚期,经常痛得死去活来,我们没钱只能买点止痛药吃。老伴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一辈子没享他什么福,走得还这么痛苦!”说起这些,蒋老汉不禁老泪纵横。
专门研究农村孝道文化的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近年来农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较明显,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子女不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不论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老人能动的时候,就‘啃老’,什么活都让老人干,等老人老得动不了了,就感觉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陈国友说,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遭遇,但害怕丢人,往往不愿意对外人谈起。
“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
“我会好好地养着我的母亲,等我老得干不动了儿子会养我。”江西万年县上坊乡枧元村62岁的村民李淼财对养老这个话题有着传统且分明的态度。
李淼财的老母亲85岁,因为是4兄妹中惟一的儿子,按照当地的风俗,由他承担母亲的养老责任。李淼财有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尽管儿子们的收入不高,各自的家庭负担都很重,但李淼财逢年过节还是能收到儿子们千儿八百的零花钱,日子虽不富裕,但平淡快乐。
除了和老伴种自家的几亩地之外,李淼财还经常出去打点零工。他说,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小,自己趁还干得动,得多赚钱。一代人养一代人,赡养老母亲的责任自己会扛着,不让儿子们来分担。“母亲年纪大了,百年之后肯定要办个白喜事。我还得多赚点钱,到时候不能办得太寒碜。”
李淼财做零工一天能赚80元钱,几个月前他还跟村里人远赴新疆打工。“年纪越大,请你做事的人越少。”李淼财说,如果身体没有什么毛病,自己还想再干上几年。
让李淼财高兴的是自己有两个儿子,他认为这无疑给晚年生活上了份保险。他告诉记者,农村就是这个风俗习惯,儿子给父母养老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如果我儿子不养我,我去砸了他们吃饭的锅都没关系,村里人还会帮着我说他们。”
不过李淼财也承认,现在这种孝道的约束力确实小了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他们对长辈好不好,村里人也很难说得上话。“因为他们不在村里住。如果像祖辈一样在村里住,对父母不好的话,走到哪儿都有人戳脊梁骨,会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外出务工确实给了一些不孝子女逃避责任的机会。记者曾经采访西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村,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住着茅草房,靠种土豆和玉米维持生计。他们养育了5个孩子,都已成家,在外打工,当年春节却没有一个子女回家和父母过年。老夫妇家里也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子女,过年的时候倍感凄凉。
“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哪能怪他们呢”
《礼记》说:“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为大孝;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为次孝;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此为下孝。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刘燕舞看来,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了艰难维持的窘境。刘燕舞长期研究农村养老和农村老人自杀问题,他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农村老人自杀日渐增多,折射出传统孝道的日渐衰落。
根据他在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等7省34村所做的实地调研,刘燕舞认为,在农村,孝道的衰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即由父强子弱变为了父弱子强、夫强妻弱变为了夫弱妻强。父母权威或孝道的获得与儿子的地位有必然联系,当儿子在夫妻关系变动中处于弱势时,父辈将很难从儿子那里获得有力支持。
二是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市场理性甚至侵蚀到道德领域,使人们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有一点地位”,“无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没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如果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是养了我,但你养好我了吗?”刘燕舞说,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当记者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不少老人会说,“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我老了没用,帮不上他们的忙,哪能怪他们呢。”或许,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更或许,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