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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4口人都有双户口，共拥有29套房。日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被微博举报的“房妹”之父翟某由于涉嫌犯罪，已经被有关部门刑事拘留。
在“房妹”事件之前，广东的“房叔”、“房婶”事件曾经引起高度关注。
2012年10月，网络和媒体曝光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名下有21处房产。巨额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引起质疑。蔡彬随后被停职调查，被查出拥有房产22套。由于涉嫌受贿，蔡彬被“双规”。
2012年11月21日，网上传出一份家庭房产一览表，68岁的李芸卿名下拥有24套房，遭遇网友质疑。广州市纪委经调查核实后澄清：李芸卿是1997年退休的广州市城建系统技术人员，并非领导或党员;她与子女名下房产共16套而非24套;购房资金都来自父辈遗留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等合法收入，并无违法违纪现象。
“房叔”、“房妹”事件是近几个月来，公职人员房产信息被网络曝光后，有关部门跟进调查，发现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的典型事例。
对于很多人来说，房产是一种重要的家庭资产。从公职人员的房产信息中找到腐败线索，查处腐败分子，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近年来，因为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而落马的官员不在少数，有些官员借管理房地产领域的便利，走上了腐败道路。
据新华社消息，2012年12月26日，中纪委监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1年全国查处违反规定多占住房、买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党员干部有2349人，涉及住房6398套。
有学者提出，以公职人员的房产信息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突破口，在现阶段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2012年11月30日，在中纪委举行的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党建专家、红旗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向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建议，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
房产需实名登记，已能够实现全国联网，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来说不成问题，实施起来相对容易。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属于合法收入。 黄苇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已经建立起领导干部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但是，从频频发生的“房叔”、“房妹”事件中可以看出，目前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那种长时间不检查，没有惩罚措施，群众又不知情的申报制度会失去它的意义。”黄苇町表示。
“在领导干部的重大事项报告中，有些人故意隐瞒不报，另外，对上报的材料怎么核查?很多问题在报告中无法发现，案发以后才逐渐暴露出来，对官员申报财产问题进行内部核查，发现问题只是进行内部的党纪、政纪处分，没有实质效果。”黄苇町说。
在黄苇町看来，以房产信息公开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突破口是实施成本最低、技术上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不过，一个现实问题是，曾被寄予厚望的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面临着如何规范信息查询和使用的困境。
2011年10月2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时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比预想的要艰难，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需要专门研究。
据了解，原计划2011年年底要实现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互联查询，到2012年6月才初步完成，离很多人期望的能够自由查询所有房屋产权人的信息还很远，主要障碍在于，住房信息属于个人信息，没有全国层面的管理、使用信息规范，如何规制查询权限、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难以解决，系统很难真正应用。
在广州“房叔”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一名泄露“房叔”房产信息的工作人员，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尽管广州官方强调处罚不是针对举报者和爆料人，而是违规提供房产信息查询的政府工作人员，但是这一处理决定引起巨大争议，有网友在微博发出“泄露贪官房产被撤职是制度之痛”的声音。
这种通过“不正确的手段”公布信息，取得了“相对正义”的结果，在学术界也引起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现有制度框架下，该处罚并不违法，却显示了相关制度的缺失。
与其谈论“对或错的行为”，不如关注“对或错的制度”。最近，有作为官员的“房叔”涉嫌贪腐被查处，也有作为普通公民的“房嫂”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个人隐私权、名誉权受到伤害，两件事的背后都是制度之痛：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缺失;一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缺失。
这种制度缺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信息管理陷入无法规制的状态：一方面，涉及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难以监督;另一方面，公民的个人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泄露严重。
黄苇町认为，公职人员房产信息公开的关键在于决策层有没有公开的决心，官员既然是公权力的化身，隐私权是相应受限的，当官就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应该把财产当做“秘密”，财产透明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