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湖南公务员申论热点：反思道德和信任重建

　　道德和人性的重建、信任感的重塑，必须追溯到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的历史传统，以此来反思当下社会信任和道德重建的可能资源

　　近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这部新书中收录了文革初期作者写给组织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该文自述：“61年冬，江华(统战部官员)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徐铸成乃民国《大公报》报人，后又创办《文汇报》，他所记录的这番情景，与章诒和《卧底》、《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所回忆的情境何其相似!原来，叙旧在某种堂皇名义下也是一种工作形式，更是一种自我赎罪的方式——温情脉脉的推杯换盏，隐含的是刀光剑影的刺探玄机。

　　疑惑油然而生：一向崇尚“民无信不立”和“一诺千金”的侠义文化的中国社会，文革中何以会沦为一个将背信弃义当作革命大义的丛林社会?文革又是怎样将这些践踏人伦底线的背叛、告密等行径正当化和普遍化的?

　　近年出版的一些回忆性著作与研究性著作，恰从不同视角提供了解读线索，比如徐贲教授整理的其父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该书记录了苏州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种种表现;北岛等编辑的《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翻译家巫宁坤的《一滴泪》及其女巫一毛的《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高尔泰《寻找家园》、杨显惠《寻找夹边沟》……这些著作以及新近出版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译本等，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向来推崇中庸之道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在某种强力操纵下走向全民癫狂;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最大代价之一，就是信任感的荡然无存——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成仇，师生可以翻脸，卖友可以求荣且“政治正确”。

　　为何当下中国像一个不少人以邻为壑的丛林社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到哪里去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道热肠到哪里去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礼崩乐坏”局面，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市场虽然在刺激人的欲望，但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是契约型的法治经济，它恰恰强调以制度和共识为基础的陌生人之间的互信互利。

　　在我看来，道德和人性的重建、信任感的重塑，必须追溯到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的历史传统，以此来反思当下社会信任和道德重建的可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