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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天可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你的手机号、邮箱、孩子的生日，甚至你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都不是什么秘密。卖房子的，推销保险的，课外补习班的，担保贷款的，几乎所有陌生人都对你了如指掌。你的隐私，甚至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
而你想要查找一下某个政府部门的电话，却很困难。要么无从查询，要么很难接通。至于你想找到某位官员的手机号、收入情况、纳税信息，更是不容易。你刚往银行卡里存了几万元钱，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来问你愿不愿投资理财;而贪官们好些个账户存款上千万元，相关部门居然一无所知，甚至携款潜逃了，都秘而可宣。
所以，个人信息泄露，似乎只对普通人而言，而掌握权力的个人或者公权单位，却很少有泄密的苦恼。即便我们有政务公开的要求，有保护个人信息的法规，可结果往往是，该公开的深藏不露，该保密的却公之于众。当然，也有官员不那么幸运，“表叔”、“表哥”、“房爷”们，一不小心露了家底儿。他们戴什么表，有几套房产，哪一天吃饭花了多少钱，突然就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反腐败的线索以及违法犯罪的证据。
谁都不希望个人信息及隐私泄露。因而，站在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官员们对房产、收入、亲属状况等个人信息的庇护之情，对财产公开的抵触。如果考虑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最近各地出台的严控“以人查房”的规定，也绝非毫无道理。不管是香港还是美国，能够查询的也只是房产的相关信息，而非所有者的个人资料。并且，也不是任何人都有权查询别人的房产状况。
也就是说，“以人查房”其实是违规做法。公众对各地出台的相关规定不满意，是因为在当下社会，权力部门出台的这些规定，实际上保护了贪官的不法房产，有官官相护之嫌。对腐败深恶痛绝的民众，对此难以接受。
其实，不管普通人还是官员，其隐私都受法律保护。现实的冲突在于，一个人的隐私是不是受保护，并不取绝于他是否拥有这种权利，而是其是否掌握权力。权利的被搁置被漠视，以及权力的越界使用，让普通人不受庇护，却让贪官逍遥自在。
即使同样享有隐私权，普通人和官员的隐私范畴，也不相同。官员的部分个人信息，比如收入多少，有多少房产，子女亲属从事什么工作，都不属于隐私。权力越大，隐私权受到的限制就会越多。普通人戴一块名表，旁人无权追问来源，一个官员住在豪宅里，纳税人却有权知晓其来源是否合法。
个人信息保护的阙如与官员财产公开制的难以推行，实际都是制度之痛。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所言，制度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信息管理陷入没有规制的状态：一方面，涉及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难以监督;另一方面，公民的个人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泄露严重。(《中国青年报》2月20日)
这种纠结状态，本质在于对个人权利缺少足够的尊重，对公权力的规制和约束太少。如果公民的权利真正得到了尊重，他们必然会对权利有敬畏，尊重他人(包括官员在内)的权利。而权力的管束越多，它对权利的伤害就越少，也就不会庇护贪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