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河北政法干警考试：地方债，走后哪管债台如山

　　国家审计署官方网站今年7月28日发布消息称：“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此前，审计署已先后两次组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审计。

　　国家审计署不久前发布的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其中，超过半数地方政府指望卖地还钱，21个地方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有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债务余额的54.64%。

　　大量地方政府债务从何而来?地方官员怎样看待这些债务风险?债务递延心态何以盛行?

　　传下去：“击鼓传花”，债务扩张

　　在景气较好的经济条件下，合理规模的地方债务，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安徽六安市某县负责人张林(化名)对半月谈记者表示，在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期，城市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均在20%到30%。在这种经济环境下，通过借贷搞建设、发展经济、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模式，能够维持下去。

　　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很长时间的调整，国内经济深受影响。2011年以来，不少县市土地出让大幅度减少。2013年，一些县市土地零出让，地方债务风险逐渐“揭开面纱”。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债务风险高企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并非认真防范风险，而是利用各种渠道加快举债，致使原本的“包袱”愈发沉重。

　　“若要将城市建设做得更大更强，只有进一步依靠金融杠杆。”一些地方领导认同这一看法，即便他们面对的是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持续调控、土地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和即将迎来偿债高峰期。

　　面对不断扩大的地方债务，安徽中部某县负责人陈军(化名)向记者诉苦：“搞城市建设需要钱，基础设施建设县里也要配套资金。财政收入上交中央后，剩下的钱不够发展怎么办?钱从哪里来，只能不停借贷。”无疑，在财政支出的刚性条件下，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工程的各项财政支出，给地方政府造成压力。

　　“若要拉动GDP，地方只能不停融资，去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发展速度。”安徽芜湖市某地方领导承认，“如此一来，地方债务就在递延过程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在地方当领导没办法，不融资搞发展的话，地方一年两年没变化，别说上级组织不满意，连地方百姓都会不满意。”在陈军看来，若想发展，只能背着债务前行，虽然存在债务风险，但只要不在自己任期内爆发即可。

　　出于这种考虑，陈军叮嘱下属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但凡借贷尽量不签1到3年的短期，一般保持在5年的还贷期限，“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兵”，究竟下一任谁来继续背负这个债务，陈军并不关心。

　　陈军说，对地方领导干部而言，每届政府都想发展，都想让经济发展指标变得更漂亮，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记者在新疆某县采访时，当地领导抱怨：“上任借了钱搞工程、搞项目，有了口碑也有了政绩;如果到我这届勒紧裤腰带还债，领导看不到成绩，老百姓看不到改变，几方都不讨好，这工作怎么干?要我说，偿债只能靠良心。”

　　张林等人坦言，接任领导对于上任留下的债务，往往不会主动偿还，也很难有能力还清本金，顶多还利息维持政府财政的正常运转，多是拆东墙补西墙，通过融资新的钱来还旧的钱。

　　采访中，陈军透露，地方债务递延现象很普遍，除非上任债务过于膨胀，接任官员会申请上级进行审计，将债务进行冻结。一般情况下，接任领导会默认债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加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基层有个顺口溜，叫做‘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年年难，年年过，年年不错’。”

　　扔出去：“鞭打”银行，转移“祸水”

　　记者调研了解到，无论是接任官员还是本任官员，对于实在不得不还的巨额债务，即使偿还，采取的也不是一种积极、理性、可持续的还债态度，往往通过“土地财政”、“跑补贴”、“金融注水”等方式将“烫手山芋”扔出去。

　　县级政府还债普遍“靠土地”。山东淄博市某县财政局局长向记者透露，该县历史负债已达10亿元左右，为解决财政问题，县里依靠市里的城市资产运营公司，将县里土地进行拍卖，拍卖价格最高的达120万元。为了拿到更多土地指标，县里就采取合村并居、旧村改造、集中社区的方式，腾出土地指标来。

　　乡镇政府只有“靠补贴”。山东莱芜市某近郊乡镇镇长算了这样一笔账：全镇累计负债超过8000多万元，2013年的财税收入要完成4200万元基本上是天方夜谭。这位镇长总结乡镇负债发展模式为“一靠转移支付，二靠上级补贴，三才是靠当地企业”。

　　记者调查中特别注意到，一些渠道被监管部门严格“堵死”后，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借道”地方金融机构谋求融资还债。安徽芜湖市某县负责人向记者坦言，要发展地方经济的基层领导只有通过与金融机构拉好关系，顺利借到钱，才能搞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