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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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干部深知这种借贷型发展模式隐藏着巨大风险，却不十分担心。采访中，他们认为，一旦崩盘，这种风险并不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太大影响，倒是金融机构直接受到致命冲击。
“中央银行银根一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举债就‘借道’银行、信托和企业融资，甚至不惜采取违规手段逼迫银行融资，导致风险持续扩大。”广西一位地方银行的高管向记者坦陈了自己的担忧。
他所在的城市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形成了大量地方债务，目前已经进入了地方债务还款高峰期：2012年偿还的地方债务就超过100亿元，2013年要偿还的地方债务高达160亿元，而全市财政收入不过200多亿元。
在这样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自己在地方银行中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优势，牢牢盯住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银行，要求地方银行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承担投融资还款压力。
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地方银行必须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管层的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剥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属性”，从而避免出现“银行部门化”、“决策政府化”、“风险扩大化”。
但是，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有大量来自地方政府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迟迟未能改变。地方银行“一二把手”甚至高管层的任免，尚不能采取“股东表决”“董事同意”的方式，还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才行。这就导致地方银行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不得不“唯政府之命是从”。
这位银行高管直言，不少地方银行年度利润收入不过20亿至30亿元，却被政府要求实现近百亿元融资的目标，以满足政府平台公司的债务需求。在屡屡遭到地方银行拒绝之后，地方政府采取由国资委出面拿出考核地方银行投融资能力的办法，将地方银行作为投融资月度分析会的重要成员，每月参加地方政府投融资分析会，并每月考核具体的投融资考核指标，直接“鞭打”地方银行。
他无奈地告诉记者：“地方政府管住‘官帽子’，银行无能为力，于是资金都被政府‘鞭打’到投资平台去了。”
修正干部考核机制，树立科学政绩观
地方政府投资驱动的动力机制不改变，借钱搞建设、上项目铺摊子的冲动就难以有效约束，地方负债局面也就改变不了。在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下，政府必然产生“重投资轻还债、重产出轻成本”的短期行为。
“国家开始控制地方融资，可对基层的考核机制却丝毫不动摇，地方追求发展，还只能靠资金刺激。”陈军坦陈，这种靠吃土地、靠借贷来谋求发展的模式，是一种短暂的发展方式，因为经济效益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来推动，而不能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刺激。
记者采访时，听到地方政府有个说法，叫“干满一届是熊蛋，有本事半届就升职。领导到一地任职，两年要让上级看到成效，三年就得挪位置”。这种政绩观迫使地方领导想方设法在任期内做“大事”，把摊子铺得很大，而地方财务平衡、资金风险等状况都不会进入考核视野，自然也就不会对在任者形成压力。
为了拼政绩，甚至有部分地方政府盲目借债，对基础设施现金流的测算过于粗糙，完全放弃了防范风险的底线。
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扩大，与地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尚未形成明确的“债务指标”考核有关。地方债务不透明的情况突出，直接导致“债务递延”、“前任推后任”的“推诿心态”严重。
针对此，专家建议，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必须在领导班子成员就任之初、离任之时进行地方债务审计、债务公示和债务考核，形成地方政府可控的举债、还债机制。
“无疑，政府应当退出项目运作、工程建设等经济活动，而专注于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一些公用事业的基础设施，包括保障性住房等所需要的投资，也可以让民间资金参与完成。”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表示，只有实现政府职能的彻底转换，改变地方财政收入方式，地方债务递延现象才能得到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