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干警热点：克服手段崇拜实现维稳的真正突围

　　我们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继续“手段崇拜”，不断推升维稳的强度和烈度，还是从观念上改变对维稳的认识，把维稳纳入国家的法治轨道。毫无疑问，只有克服“手段崇拜”才能实现维稳的真正突围

　　8月5日上午，广东省维稳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胡春华强调，维护社会稳定，根本的出路是建设法治社会。

　　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维稳是当前各级各地政府必须要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一项基本工作，它事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工作在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在人民群众中间也造成了不少的误解。

　　“维稳”一词在民间口碑不佳，与维稳手段有直接的关系。无需详解，中国当前维稳工作的重点在基层，压力也在基层。基层承担着绝大多数的维稳工作，也承受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如果维稳工作在群众中产生逆反，那理应从基层的维稳方式和手段上找原因。

　　因为基层工作繁琐复杂，需要直接面对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很多干部养成了只求目的不问手段的工作方式。维稳本来应该是从源头上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因为一些干部无暇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最后维稳就变成了两种方式：

　　一是强制压服。由于根本的问题没解决，随着矛盾一次次地反复出现，强制压服的烈度也只能不断提升。也许开始只需要批评两句就可以吓住别人，下一次就只能动手了，再往后就难保不出人命。也许开始的时候只需要政府干部出来弹压一下，下一次就需要动用警察，再往后就只能用特警了。

　　二是花钱买平安。这个办法看似也很有效，因为很多人拿到满意的数额，大多会选择不再闹事了。但这依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且和强制压服的烈度需要不断提高一样，花钱买平安的结果会不断吊高当事人的胃口，第一次需要花10万元，第二次就得20万元，甚至30万元。湖南临武打死瓜农案，政府赔了89万元却拿不出合法的依据，唐慧案公安局长更是曝出这些年在唐慧身上光维稳经费就花了80多万元。如果这些钱花出去了问题能得到解决元也算值了，但结果却很清楚，瓜农的家属口服心不服，唐慧案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来给当事人一个公道。

　　无论是强制压服，还是花钱买平安，其结果都会使维稳变成越维越不稳，越维代价越大，成本越高。所以，维稳必须摒弃“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的庸俗维稳观，从维稳的“手段崇拜主义”中解放出来，寻找一条真正的治本之策。

　　胡春华同志把维稳的根本出路指向了一个大概念，即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内容很丰富，但是从维稳这个角度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要求人民群众相信法治，领导干部要首先相信法治，既要在思想上树立法治的信仰，又要在行动上落实法治的手段。以临武打死瓜农案为例，政府因违法执法而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需要进行国家赔偿，赔多少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但如果政府为了息事宁人而随意提高赔偿标准，就明显违背了法治的精神。上有所行下有所效。领导干部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结果必然导致民众“信访不信法”，把闹事和闹大事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口。百姓是官员的镜子，百姓的思维方式折射出的就是官员的思维方式。

　　二是民众的法治精神。虽然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决定了民众的法治精神，但是民众的法治精神同样也可以倒逼出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事业基本都已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有法可依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依法维权、依法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不是没有出口。民众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是法治社会的根本体现，同时也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维稳的强大外部压力。

　　在内外部的共同压力下，维稳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继续“手段崇拜”，不断推升维稳的强度和烈度，还是从观念上改变对维稳的认识，把维稳纳入国家的法治轨道，成为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只有克服“手段崇拜”才能实现维稳的真正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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