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山东三支一扶申论热点：道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背景链接】

　　一个2月大的男婴在2013年3月4日成为长春市全城关注的焦点。当天早晨7时20分左右，在长春市西环城路与隆化路交会处附近，一辆车牌号为吉AMM102的灰色AV4车辆被盗，而当时，这个男婴就在车内。吉林省警方5日晚间发布消息，2月大男婴失踪案的嫌犯已经落网，孩子不幸身亡。

　　2013年7月16日晚，董某分娩后的婴儿被陕西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张某以“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将婴儿倒卖。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潘某、崔某已被警方控制。

　　2013年7月23日晚，北京大兴旧宫的街头，依依(化名)的母亲徐梦(化名)在整理童车时，与两名驾车男子因停车问题争执，一名男子连续搧了徐梦多个耳光后，又把手伸向了孩子。与徐梦争执的，是两名刑满释放人员。摔孩子的韩磊，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经过整整50个小时，可怜的依依终于还是中断呼吸、以脑死亡结束其短暂而脆弱的一生。

　　【标准表述】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尤其是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句歌词时，屈辱、悲愤、慷慨、激昂等情绪萦绕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然而，遍布周遭，社会整体的道德用“最危险的时刻”来形容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是陕西富平的婴儿贩卖事件，还是长春小浩博事件，无论是两岁的依依，还是无数被老师虐待、被校长性侵的儿童，这些事件总是一次次挑战着公众的底线，一次次在本以伤痕累累的道德伤疤上火上浇油。

　　先说说小依依事件。这件事情发展之快，让旁观者傻眼，更让我们心痛。凶手复杂的、变态的心里活动我们无法还原，但人们至少从其毫不含糊的举动中没有看到一丝的不忍与犹豫。这不得不让我们拷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才会产生如此恶性的催化?

　　再说陕西富平的婴儿拐卖事件。作为保健分娩的医生为了所谓的利益，将健康的婴儿跨省卖给愚昧的家庭。在这一过程中，婴儿转手多少人，就存在多大的利益链条。医生不再是医生，而是夺人爱子的恶魔;中专活动也不再单纯是商业活动，而是谋取利益的黑心机构;买婴儿的家庭同样罪不可恕，他们可曾设身处地为婴儿着想，可曾为亲身父母着想?

　　如何治理社会，一直存在法治和德治两种之争。历史上，秦朝以严苛的法律刑法闻名于，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统治者大胆启用韩非子的门徒商鞅。然而要法治更要德治。正如上述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出现，其本质已经不单单是法律上的问题，更是凸显了社会整体道德的崩溃，成为社会学大师涂尔干所说的伦理体系丧失的“失范社会”。

　　在这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司法教育都难辞其咎。如果一个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就能坚守最基本的人性，那么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绝对不会手拿屠刀，对弱小的生命去讨所谓的“公道”;如果学校更多关注未成年的思想品德，而不是分数的高低，那么就不会在他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得以形成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丧失对基本真善美的判断;如果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到弱势群体的需求，不会出现唯金钱论、唯权力论，唯名利论的“路径依赖”，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走投无路的人选择以暴制暴?如果司法教育不是以惩罚为导向，而是更多关注越轨的人是否真正认识到错误并真心悔改，那么就不会出现犯罪分子出狱不久就再次走上不归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道德的沦丧就不仅仅是法律的缺失，更是人性教育的失败!

　　无论人性是善还是恶，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恶人可以从善，善人也可能作恶。而引起这种变化的无疑要靠道德和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低的法律”，所谓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即是此意。此外，作为媒体，实在是很有必要

　　进行积极的引导：不管犯罪分子的原因如何复杂，处境如何艰难，都有必要引导公众去谴责极端恶行事件本身。同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有道德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少一些暴力的泄愤，多一些理智的建言：因为我们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们是阳光的、积极的，中国便不再黑暗。珍爱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真的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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