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一篇有关6名女童遭教师性侵案的调查报道,援引江西瑞昌市副市长蒋贤智对受害者家长的话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此言引发巨大争议。近日,蒋贤智承认说过类似的话,但强调有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8月12日大江网)
副市长在道歉为“不严谨”外,还试图重新梳理公众对她的误解。毫无疑问,用前因后果、特定情境来解释,是更为逼真地还原当时语境,因此看来,这也算是一次比较理性的沟通案例。
副市长的不严谨引发巨大争议,这是转型期特有的沟通障碍。有些官员、学者的话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已经被割裂成“雷语”,比如说“不给政府添麻烦”、“性侵陪酒女比良家女危害小”等,乍看这些话,简直是在公众情绪上浇油,许多人不探索前因后果,直接跳脚就骂。
问题是,有些言论被骂并不冤枉,而有些言论被骂,是因为公众没有理解言论要表达的意思。比如,副市长说“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时,并不是站在公民权利的理想角度上,她说的是一种现实选择。
正如副市长所言,“并不是觉得受害者应该忍气吞声,而是保护孩子隐私、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她也表达了自我立场,“作为市长,问题要依法依规解决”。假如考虑说话语境,理解个人表达,我们就不会先站队、贴标签,选择性地攻击和混战。
为何会有这些沟通障碍?首先,公众在接收信息时,本身就有选择性接收之嫌;而媒体在报道这些信息时,也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弊。
避免这些沟通障碍,受众、媒体,还有官员提高自身沟通素养颇为重要。但相比而言,官员更需要做出良好表率。给出言论了,就要给出推导过程;公众骂娘了,也用不着骂回去,而是要相信公众有这个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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