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养老金缺口和延迟退休的话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62.9%的受访者主张对官员应严格禁止延迟退休。
虽然人社部先后多次放出“延长退休年龄”的消息,试探舆论口风,但事实上,即使照顾较低收入者的利益,延迟退休不搞一刀切,许多公众仍不买账。官员延迟退休就是争议点之一。官员延迟退休,可以点燃他们的政治余热,发挥出压舱石、稳军心的作用,还可以用丰富的工作经验传帮带年轻人。然而,官员延迟退休是收益大于损失还是相反,很难准确估量。
从领导干部的角度看,延迟退休实际是延长了他们的权力寿命,不仅意味着每个官员身上的工资开支、公务开支会增多,在政治监督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延长权力寿命还意味着增加了“有权不用,过期无效”的腐败风险,滋生出腐败“64岁现象”。即便正常退休,许多官员仍乐于在退休后“垂帘听政”,人退心不退,干预政治运作,如果有了不退休的机会,恐怕“权力瘾”会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早已形成了一套对未达到退休年龄却无法胜任工作岗位的人实行过渡性退休的办法。一些非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往往五十多岁就已进入“半退休”状态,保留工作关系又无须在岗,更不用考勤,或者干脆直接“内退”。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根本没有必要。就算是弹性退休,一些平庸者为多赚取个人利益,想方设法继续赖在工作岗位上,这也防不胜防。归纳来看,官员弹性退休,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正面效应都不明显。
话说回来,“延迟退休”争议的背后,是人口老龄化来临所引致的养老金巨大缺口问题。而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改革养老金、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双轨制”,消除公务员和普通公众在社会保障上的“剪刀差”。用弹性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来平衡养老金收支,看似理由很充分,比如,外国在调整退休年龄时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比如,延长退休年龄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对比负面效应后就会发现这些理由都很苍白。尤其是,在不改变双轨制的基础上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会继续拉大公务员群体同普通公众的收入差距,这不仅不是养老金问题的治本之举,而且有继续“割羊毛”的嫌疑,势必会激起公众更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延迟退休”的争议充分说明,养老体制改革已经没有肉骨头可啃,没有软柿子可捏,不主动既得利益开刀,改革本身也会遭遇公信危机。改革虽迫在眉睫,但决不能贪求速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转型与人口老龄化两大复杂问题相互叠加的巨型人口国家,每一步决策都应有科学、审慎的考量,如此才不会遗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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