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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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民工往往成为一个孤立的节点。在城市务工期间，用工单位通常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由于经济压力和思想观念的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自己去购买商业保险。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保障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只能依靠自己和家庭。可是，这种单一的养老模式，往往独木难支，满足不了他们基本的养老需求。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个年头，第一代农民工也到了知天命之年。由于收入低、故土难离等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在城市颐养天年，而是会选择叶落归根，回到农村。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整体步入老年，养老问题必须摆上议程。这一特殊群体的“超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农民工养老不该只是一种奢望
在社会养老金存在较大缺口等整体形势至今仍不甚乐观的情况下，农民工养老可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不单单体现在农民工养老工作的面大线长，更因为城乡二元化等历史遗留和现实困境的加剧，故使得农民工养老一直停留在“养儿防老”的“自给自足”层面上。体制内外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养老体系，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自然无法获得体制内的“垂青”，而鉴于农民工只是暂时离乡的打工者，他们的最终身份仍旧是农民，这也就使得他们的养老困局仍旧桎梏在城乡二元化所带来的制度迷思当中。
改革开放30多年了，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收货了辛酸、歧视以及并不丰厚的收入之后，他们的身体逐渐佝偻，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他们不再有任何竞争力，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在榨干他们的使用价值之后，“没有活干”是他们不能改变的趋势，更大的困境则在于，已经整体步入老年的他们，能否“颐养天年”，又该如何“颐养天年”?传统社会的断裂使得“养儿防老”的模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日渐增长的养老需求，而体制造成的裂缝显然短时间内难以弥缝。如此看来，横亘在农民工面前的养老困局，显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讲，不论是“超龄”的坚守还是被迫的返乡，都无法抹去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时代变奏色彩。据媒体估算，在全国近2.3亿的农民工中，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农民工已高达3600万。这些年过半百甚至已届花甲的农民工，不论是仍坚守工地出卖残存的体力，还是回乡依附离开已久的土地，显然都无法回避养老难题。而30年巨变导致的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传统观念的嬗变，都在或多或少侵蚀着乡村“养儿防老”的社会保障模式。不错，30年中农村也在发展，但却是城乡二元化体制下的不平衡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城乡间的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对于包括养老在内的农村公共保障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
不论是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来讲，还是从农村、农民、农业等“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来讲，发展都不能畸轻畸重，不能搞体制歧视，更不能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包括农民工)为发展垫底。“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农村养老问题又是其中不能忽视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讲，包括养老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也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从“三农”的层次上说，中国梦应该是兴农梦，应该让农村更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
包括农民工养老在内的农村养老困局亟待“破题”。农村养老应该而且可以多元化，公共部门、社会以及个人都应该是农村养老的主体。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借鉴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政府补贴一部分，个人承担一部分，同时要鼓励企业等社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农民工养老在内的农村养老问题，更应该放到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新型城镇化过程要探索农村养老的新模式，将农村养老纳入土地流转、农村社区建设等过程中，这样不仅免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更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释放制度红利。
谁来破解3600万农民工养老困境?
目前，我国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城市脏、累、差的体力活和高危行业。农民的身份与工人的职业使得他们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地位”，这种尴尬的身份不仅给农民工的心灵带来创伤，更使许多本应属于他们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实现。实质上，他们舍家抛业进城务工，就是卖腕子，靠拚身体吃饭。打工，要能抡得起大锤，扛得动钢筋，干得了最脏最累的活，忍得住各种欺辱。然而，当岁月耗尽了体力，当挺直的腰板变得佝偻，当矫健的步伐开始滞重，当衰老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被迫回乡养老将成为不二选择。
30多年来，第一代农民工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付出与回报却始终难成正比，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一直偏低，还经常遇到恶意欠薪难题。而农民工往往既要在城市生活，又要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生活消费的剩余还要用于自身发展需求，即使较富裕者其养老储蓄也捉襟见肘，真正能够买得起养老保险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如果他们的晚年养老生活只是单纯依靠年轻时期的非强制性存款，那也意味着这批为城市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大部分将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弱势群体。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眼下农民工群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隐忧是，农村无法养老，城市拒绝养老。农民工传统养老方式一般有三类：一是回农村依靠承包的土地养老;二是靠年轻时储蓄积累来养老;三是依靠子女实行家庭养老。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这些传统的养老方式已无法适应上亿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其实，不仅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养老难题，而且年轻农民工心中也有“老了怎么办”之忧。
有些尚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愿回农村，但城市又不存在他们养老的可能，农民工养老难题如何解决?一句话，政府是破解3600万农民工养老困境的第一责任人，政府要有责任担当。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整体步入老年，这一特殊群体的“超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必须进入政府的视野，引起高度重视，摆上议事日程，并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解决。
应当承认，我国现行的以市县为统筹区域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地方政府不积极、转移接续难等诸多问题，影响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较大的矛盾，以及当前的城乡差异现实，决定了破解3600万农民工养老困境必须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相关法规制度，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以及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扎实管理监督，确保农民工不论转移到啥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保险费，凭卡领取养老金，让农民工真正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多元合力破解农民工养老困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在城市和乡村间游走了数十年之后，不管第一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岁月都将他们无情地推上了返乡之路。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养老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城市拒绝农民工养老，乡村难以承载农民工养老。
结束多年的漂泊生活，身心俱疲、力不从心的农民工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乡村。不论是返乡后“重操旧业”，从事务农、养殖等农业生产，还是利用打工期间的积蓄养老，抑或是依靠子女实行家庭养老，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图景，都不免有些无奈与悲苦的色彩。
从概念上看，养老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支持，即满足老人基本的物质需要;二是生活照料，即为老人提供日常的关照和护理;三是精神慰藉，即给予老人经常性的情感互动和心理关怀。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返乡农民工的“老无所依”，作为一个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乃至社会问题，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并及早去做那些该做、能做的事情。
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民工往往成为一个孤立的节点。在城市务工期间，用工单位通常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由于经济压力和思想观念的问题，农民工也不可能自己去购买商业保险。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保障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只能依靠自己和家庭。可是，这种单一的养老模式，往往独木难支，满足不了他们基本的养老需求。
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老有所乐”尚且不论，“老有所养”才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首先，政府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将农民工纳入其中。其次，要借助市场力量，加快推进养老社会化，改变单一的养老模式。此外，要扩大公众参与，鼓励和动员民间组织、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参与其中。只有多方合力，返乡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才有破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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