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遏制经济风险的积累,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助力经济转型的启程?这是当下政府和民众都在着力求解的发展难题。从发展自由的视角看去,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求解难题新的着力点。
一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揭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由是秩序的基础,也是发展的真谛。
发展自由,追求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根基,是实现发展转型的战略支点,是加快改革进程的价值指向。
显然,简单重复以往强力刺激政策的套路,演绎过去政府投资拉动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甚至还会生发更大的难题。深化发展自由,在改革的突破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当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保障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发展自由本质的政治表述。
公民生活权利的扩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就是最生动的诠释和最深刻的启示。不同的人群,纷纷从土地的依附中、从乡村的封闭中、从单位的围城中、从体制的缝隙中解放出来。流动生成机会,流动解放梦想,流动改变命运。
如何持续释放自由流动的蓬勃活力?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是必须打破的瓶颈。中国农民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扛开了城市的大门,挤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期盼中的市民化,还难以全面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这最后一公里走得那么艰难。
而且,为了城市的形象提升和产业升级,一些地方实施“行政性腾笼”,清理低端产业;推进“城中村改造”,推高生活成本;设置“高门槛准入”,鼓励投资性技术性移民,限制低收入者低技能者。
大量进城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和最灿烂的憧憬,都奉献给了城市,在“制度性歧视”和“政策性挑选”中,却无法在城市找到驻足的位置,无法逃脱被城市剥离的命运。其实,一个城市强制性的行政选择,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和谐。
提升底层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发展自由深层的社会内涵。
阿玛蒂亚·森把能力看做发展自由的关键,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发展不是资本的垄断,而是全民的权利。发展指向的不仅是效率和利益的提高,更为根本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分享,是底层人群的选择能力和社会机会。
关注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就应努力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开发发展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贫困地区的阴影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扶贫攻坚的工程也远没有画上句号。还有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所得差距及其背后的权利保障差距,亟待去加速消解。加大教育投入,求解教育公平,实现公共scsgk.com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还需要加快脚步。
近年来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地方再度抬头?一个重要缘由是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导致不公平竞争,青年人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高考不再被农村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底层人群的社会资本尤其稀缺。
在原子化、陌生化、泡沫化的警醒中,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去逐步发育多元、健康的专业合作和社会组织,引导普通民众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选择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还需有新的破题和深的推进。
拓展企业自由竞争的空间,是发展自由张扬的市场根基。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所意味的,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
显然,简政放权,解决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是当前改革的紧迫课题,这就是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错装”现象,已经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行政审批中的过多过滥,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政府投资中的浪费低效,财政补贴中的无度倾斜,资源垄断中的公平遮蔽,权力干预中的寻租腐败,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整治的时候。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时,也应看到另一种现象:有不少企业已经形成对地方保护的成长依赖,形成与政府倾斜的畸形互动。它们无视财富伦理,罔顾市场法则,拿准一些地方政府形象偏好和政绩导向的“软肋”,更多地在借助权力之手享受“低价圈地”的“政策优惠”,更多地以产业包装套取“产业扶持”的“投机效益”。
一边是官员曲意逢迎,亦步亦趋,一边是资本强势登陆,予取予求。听一听无锡尚德的警钟为谁敲响,看一看新余赛维的危机怎样化解,我们就可略窥其中的奥秘。
从经济增长走向经济发展,从经济转型推进社会转型,从经济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我们在改革的前行中应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执著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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