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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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退居二线”、“回老家去”开始成为不少历经千辛万苦“挤”进大都市的年轻人热议的焦点话题。在网民评出的10个最想逃离城市榜单中，上海、北京、广州毫无争议地排名前三。人满为患、房子太贵、娶不到老婆、压力太大、焦虑失眠、漂泊感……各种逃离理由勾勒出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再不走，我要一辈子打光棍了。”网友的吐槽流露出对大都市的迷茫和失望。
然而，真要退守到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则会在发展机会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面临与一二线城市巨大的差距。城市之间的鸿沟，城市中心和边缘的断裂，让许多人无所适从，逃离与坚守进退两难。
高成本之城：想说坚守不容易
今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白天的高温还没有散去，贺云龙走在上海的一条街上，四处寻找房产中介租房，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这是房东给他的最后时限，如果今晚不搬到别的地方，他的行李就会被丢出门外。
小贺在上海一家单位已经工作5个年头了，而立之年的他乐观、开朗，希望在上海能站稳脚跟，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屋——哪怕是蜗居，然后娶妻生子。而现实是他仍然光棍一个，还因拒绝房东不合理的涨租，而将被扫地出门。“如果再找不到房子，老子今晚要露宿街头了。”他在微信上说。
同样是这个晚上，天津华灯初上，汤亚超下班后坐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从市里回到郊区。穿过一片摊贩林立的市场，汤亚超指指“广告墙”后面的小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在这里租了一个床位，每月不到200元，但两居室的公寓内一共住了7个人，都来自外地。回到“家”后，汤亚超洗了手开始做饭，晚上吃炒圆白菜外加一个馒头。“这样省钱，外面吃太贵。”
汤亚超是天津城乡接合部候台社区的众多外来人口之一。大城市的风景似乎与汤亚超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办公地点高楼林立，但他感觉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
在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拥挤破旧的空间，扎堆居住着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人群。他们主要是毕业待业大学生、已就业的低收入大学生、做小生意的商贩、征地拆迁户、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等。对于已经进入大城市的他们而言，生存成本高企，生活品质差，幸福感低。
去年大学毕业的张海涛在陕西西安东三爻村住了半年，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工资1900元，要给家里父母寄回500元，还有500元的伙食费，100元的通讯费，200元的杂费，加起来就已1300元。“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我根本没地方可住。”
租住在西安北山门的刘志超大学毕业后决定留在西安。“西安这几年的物价一天天在攀升，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但毕竟比住别的地方便宜许多。”不过，西安市区内的城中村改造这几年进行得很快，刘志超不得不越搬越远。频繁的搬家让刘志超疲惫，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这座城市我已经生活快十年了，现在还是感觉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够申请条件，城中村的房源也开始紧张了，在西安有个栖身之地真是越来越难。”刘志超抱怨。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6：00，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许芳准时起床，6：30出门赶乘小区门口的公交车，20分钟后到达松江新城地铁站，这个时候地铁车厢里正常已经挤满了上班族。历经21站约一个小时后，许芳达到浦东世纪大道站，然后步行10分钟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再按照这个路线图返回。“每天3个小时耗在路上，只为能回到家中睡一觉。这个新城，对我来说只是个‘睡城’。”
“住在郊区3年多，我们夫妻俩几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宅男宅女’，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演唱会，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许芳说，每次去上班都是“进城”，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这个城市离自己很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远。
被房东赶出，险些露宿街头的贺云龙几经周折，在上海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落脚之所。三室两厅的房子被分隔成7间，有的房间还有上下铺，总共住了十几个人，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还要拥挤。小贺以2500元/月的价格签下租赁合同。室友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白领和暂时没有工作的人，还有几个喜欢浓妆艳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
“大家很少交流，回家就是关门睡觉，周末也不大出来。”小贺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身为财经记者，白天可能会在高档写字楼里采访跨国公司的CEO，或者晚上参加一个高端论坛的晚宴。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鲜的工作，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上时，才会感觉到其实那个“圈子”离自己很远。
“最糟糕的是他们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他们中的多数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艰苦的居住条件和不理想的就业，很容易击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夺走其奋斗目标，使其滋生不满情绪，通过互联网又会使这种不满情绪放大，存在很大的社会风险和隐患。
纠结在这种高成本生存压力下的，不光是蚁族、白领，还有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一族。
37岁的农民工晏勤老家在重庆奉节县山区，现在在重庆主城区一家纺织厂工作。自2009年母亲患上慢性肺气肿后，晏勤不得不将母亲接到城里照顾。晏勤说，现在母亲治病一个月花费都要上千元，而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母亲的医疗保险在城里接续、报账都很复杂、报销比例也很低，成了家里很大的负担。
“自从我妈到城里治病后，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晏勤告诉半月谈记者，“我妈参加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在重庆主城区二级医院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不到40%，如果到三甲医院看病，能报销的可能不到20%，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担，我妈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给掏空了。现在她有病也强忍着，生怕再给我增加更多负担。”
35岁的秦大姐来自河南驻马店，到天津10年来一直在候台社区附近从事废品收购工作。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房内几乎没有光线，夏天虽然室外气温较高，但屋内仍然阴冷潮湿。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四处收购废品，除去600元的房租，全家每月收入共计30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