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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姐告诉记者，由于是外地人，又是收购废品的，她们经常受人欺负。而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生病。“看病太贵了，真的看不起。”她和丈夫收购废品、打零工，没有社会保险。常年在外，她自己都不清楚在老家是否参加了新农合。
蜗居城市：想说逃离不容易
今年29岁的岳旺已经离开天津回到家乡山西晋中。回忆起毕业后在天津的4年时光，他记忆犹新。“当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后，6个同学合租一套两居室。我当时五险一金齐全，户口挂靠在人才市场。然而，集体户口效力并不大，如果不在本地买房获得房产证，就没有正式的户口。很少有单位同意上集体户口。”
岳旺对记者说，每当吃着盒饭，站在窗前看着城市的外环线的时候，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岳旺逃离了大城市，但更多的是不能、不愿逃离的人群。
“我是学软件的，刚开始工作，脱离专业别的什么都不会。我打算在天津干几年，有了工作经验后就回家转行做别的。”汤亚超说，其实他不喜欢大城市，喜欢安静的地方，很想回家乡河北承德工作。“但承德没有单位招软件专业的人。”
“不到山穷水尽，不会离开这个城市。”贺云龙说，最初自己坚信知识会改变命运，从农村老家进城工作，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回去，也回不去。有时也会想自己的将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宁可自己一个人这么过下去，也不愿下一代在上海继续被“边缘化”。
楚天香2006年高考后离开青海西宁，来到北京一所知名语言类院校就读，之后又读了该校的研究生，去年毕业后在一家文化传媒单位工作。即便买不起房子，她也不愿因此离开北京。
“我学的专业是外语，回家乡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北京比一些二三线城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更不用说比小城镇了，总觉得在北京更容易成功。而且，看惯了北京的繁华和现代化，再回去总不情愿，和家乡的关系已经淡薄到只剩下看望父母朋友了。”楚天香说，每次回去参加同学聚会，留在家乡的同学基本都买了房子，有的甚至都结婚生子了，日子过得特别悠闲。每当此时，自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
是去是留，一些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也在盘算个中利害得失。
秦大姐表示，虽然在城乡接合部打工挺辛苦，并且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可是回家种地的话，收入更低。总得为后代着想，多攒点钱。
在济南经五路小学附近的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半月谈记者遇到来济南看房子的山东临沂人刘家丽。她告诉记者，她想把家安在济南，为孩子以后上学着想，打算买个好学校周边的房子。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出台就近入学政策以后，很多城市要求孩子入学，除了有当地户籍，还要有这个区域内的房产证。名校资源有限，且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于是，择校演变成了择房，以致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学区房价格不断被抬高。
退守小城市：想说发展不容易
无怪乎大城市边缘群体宁可“漂”在大城市，也不退居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因为后者无论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资源配置上，还是在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上，都与前者有很大差距。
不同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往往更是一种“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在各种资源、机会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找关系”、“走后门”、“找靠山”非常盛行。上学找关系、就医找关系、打官司找关系、就业找关系、升迁找关系……不找关系就觉得心里不踏实，一旦拥有关系，就能抄近路，走捷径。
尤其在就业和提拔上，一些市县用人单位暗箱操作，内部招聘、萝卜招聘等时有发生。“关系就业”、“火箭提拔”现象，纵容了市县有权有钱人为所欲为，使寒门学子十几年苦读变得一文不名，难以找到安身和用武之地。
去年，湖北利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直属事业单位城乡居民保险管理局招聘两名工作人员，共20多人应聘，结果被网友举报为“萝卜招聘”、“世袭局”。据记者调查，此次招聘最终选出的两人确为人社局内部职工子女：一人是利川市人社局某科主任的儿子，另一人是人社局下属二级单位一名职工的儿子。
即使削尖脑袋进入了三四线城市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位于秦巴山深处的四川省万源市，是一个人口60万人的县级市。万源市发改委综合股股长秦中荣说，万源市一直积极引进人才，除了提供住房外，到万源市工作满一定年限后还可以享受行政级别的提拔。尽管如此优待，但是在面试过程中，一些招聘对象仍然觉得小县城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很多都选择了放弃。
中小城市如此，小城镇的发展空间更为逼仄。
来自重庆江津区永兴镇的周强在2011年大学毕业后，曾想过回家乡工作，一个月收入也能有3000多元。但当他把想法对父母说出来，马上遭到了反对。父母认为，周强回到镇里工作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等于4年大学白读了，而且在一个乡镇发展天地太小。最后，周强听从父母意见，选择了重庆江北区一家国企。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受小城镇就业创业条件不佳、上升渠道不畅等因素综合影响，小城镇对人才的吸附力较弱，人才流失严重。
以基层急需的医务人员为例，在重庆彭水县，2010年招聘的医务人员中，当年流失率就超过30%。妇产科医生林艳萍2010年从四川达州医学院毕业后，仅在彭水县普子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一年，就因待遇低、环境差等原因辞职。“镇卫生院开出的工资2000多元，除开基本生活费之后，我一个月剩不下钱。”
重庆涪陵区敦仁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从2000年起基本上没有进人，现有人才队伍也不稳定，2011年就流失了4个护士。中心副主任张毅说：“在街道一线工作，除了每月收入要比上级医院相差1500元以上，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上也吃亏。不少医卫人员都会选择跳槽到重庆主城大医院。”
小城镇的生活质量差、公共服务差，也让试图逃离大城市的人群望而却步。
记者在重庆万州区长岭镇看到，镇上房屋沿一条国道两侧无序铺排，背街小巷的道路坑洼不平，有的还是泥土和碎石路。镇上居住着近2万居民，但排污管网尚未建成，大量生活污水、垃圾被倾倒进穿镇而过的小河，河水又黑又臭。
长岭镇副镇长曾继勇对半月谈记者坦言，镇里的经济总量虽然在各乡镇中排名靠前，建成区面积也扩展到2平方公里，但配套设施的确很欠缺，没有正规的农贸市场、汽车站，卫生院也比较老旧，只能开点儿药、打打针，更头疼的是镇上中小学校场地和师资都严重短缺。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说，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机遇、公平竞争环境比不上一线大城市，如果衣食住行等生活环境还恶化的话，那么，渴望发展的人们就更不想回来了。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关信平认为：“前几年外地人来到大城市，主要是因为这里机会多、条件好，特别吸引他们。而近几年大城市过度拥挤、城乡接合部陷落，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已经不大了，他们依然坚持来到大城市是因为其他地方更糟糕，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境地。”(记者 张涛 魏宗凯 石志勇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