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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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考公告和大纲已经出来，今年国考申论延迟至180分钟，华图教研中心资深专家帮你备考应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快速增长之势，并逐步走出一条以外贸出口拉动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在这一增长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许多与主客观相关的内外部因素，其中重要的是：(1)近现代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改革开放前经济基数极为低下，1978年人均GDP水平大约仅相当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1/44。(2)欧美等高福利国家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美英等一些国家举债消费突出，为此背负了巨额的国际债务。(3)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据此形成的所谓“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潜力巨大，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4)1994年中国实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一次性将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34%，为“中国制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货币条件。(5)“二战”之后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以外贸出口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彼此极为相似，相信当中必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主要应归结为亚洲国家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发展水平、市场环境、人口素质、文化特征等诸多因素。
(一)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
总体来看，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巨大，这不仅局限于中国经济及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涉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其原因在于：这次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是1949年解放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首次进行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标志着长期以来我国由政府“官定”人民币汇率，由此走向以市场供求为取向的汇率形成机制;而且在于创新推出的所谓“结售汇制”及“汇率并轨”等举措，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汇改前的大约5.7：1，一次性巨幅贬值为8.7：1。
依据市场调剂汇率实行的“汇率并轨”，看起来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当时国内外汇极为紧缺并且将汇率管理的改革目标设定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问题在于：改革前中国的外汇资源主要控制在国家手中，分散在各地的外汇调剂中心(当时尚未组建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中心)只是外汇计划之外的必要补充，其来源主要是当地外贸企业的少量外汇留存。因此，当时外汇调剂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分散的市场，并不能代表或代替中国外汇市场的总体供求状况，所以也是一个不完全市场。从而出现：当时外汇调剂中心所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虽然远高于计划汇率并不断上涨，但那反映的只是国家外汇管理计划之外的市场供求状况，并非全国外汇总量供求平衡的结果。而当改革将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之后，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立刻发生了逆转，由之前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并从此开始了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历程。
我们试想：如果1994年汇改所实行的“汇率并轨”，当时不是依据外汇调剂中心所形成的市场调剂汇率，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由5.7：1巨幅贬值为8.7：1，而是综合考虑计划内与计划外的总量供求平衡，将贬值幅度有所收窄，比如说大约确定为7：1，即选择一个更加接近实际均衡汇率水平的人民币价格，那么后来的演进格局也许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具体设想可能是：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也许不会像后来那样出现爆发式的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也不会立即及巨额增加;“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未必会那样凸显，以致全球低端制造业等各种要素齐聚中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或许不会出现长期持续过快的增长局面，以致投资规模过大，并造成经济结构、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等等。
当然，1994年汇改形成的影响，事实上不仅在于“汇率并轨”以及将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而且在于这种体制在设计上首次实行的所谓“结售汇制”。在当时国家外汇紧缺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国内有限的外汇资源并使之合理使用，可能有其合理性，但长期来看却弊端重重，主要有三个：一是扭曲外汇的供求关系，并不断积累这种不平衡，直至形成一个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单边市场;二是导致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三是主要是与美元挂钩，这就造成人民币汇率在管理上仍然十分被动，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与调控带来诸多问题。
总体来看，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巨大，这不仅局限于中国经济及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涉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二)外贸依存度是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标识
中国作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目前外贸依存度仍维持在50%左右，实属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所谓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指外贸进出口在拉动一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通常情况下可由外贸依存度加以标识和说明。在外贸依存度上升阶段拉动经济增长，出现拐点下滑时，转为负效应。
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并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的过程中，往往也是引进外资不断增加的重要阶段，此时必然会伴随着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中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增加、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与外汇储备巨额增加的并行时期，主要正是发生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并在1994-1997年和2002-2007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外贸形势发生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两大特征：(1)大起大落极不稳定，(2)且日渐式微。这当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虽然2008年之后，中国的进出口形势出现波动并使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但同期外汇储备却依旧保持巨额增加之势，2008-2011年分别增加4178亿、4532亿、448亿1和3338亿美元，十分迅猛。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贸易及其顺差所为，而主要是一个货币因素，即人民币对美元仍保持明显的升值预期，从而促使外资流入增多所致。
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时期，其对经济形成的拉动作用，不仅体现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生产出口所提供的巨大需求，而且还会为国内带来巨额流动性，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但这种格局在2008年之后，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了重大改变。由过去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外贸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改变为更加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并且，在固定资产投资巨额增加的表象中，其内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过去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主要为企业生产性投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三位一体，相对较为平衡;而2008年之后由于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尤以2011年之后更为突出)，民营资本所进行的生产性投资明显下降，政府投资则充当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角色。这就是近几年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骤然崛起的原因，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快速演化为由投资与出口双引擎拉动的增长模式。
最后，顺便说明一个问题：有的专家学者根据近几年来净出口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作用并不大的事实(多数情况下甚至是负效用)，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外贸进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实质上不大，还借以否认中国是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这实属误解，因为当年净出口的增减变化，影响的只是同年GDP的增长率，而与是否为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并无太大关系。衡量一国是否为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标识，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外贸依存度;而计算外贸依存度的关键之点，是出口而非净出口。从这点出发，中国作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目前外贸依存度仍维持在50%左右，实属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外贸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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