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怎么说】
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可能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可能房价起来了,但内需下去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警惕政府主导城镇化的后果!】1.城镇化成为追求GDP的手段,结果GDP上去了,但民生下去了;2.城镇化成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结果形象起来了,但民心下去了;3.城镇化成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房价起来了,但内需下去了;4.城镇化成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推进城镇化的合理路径】1.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积累农民进城的资本;3.通过福利制度改革使农民成为新市民;4.通过政府制度改革降低房价,降低农民进城门槛;5.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提升农民人力资本;6.通过协调推进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夯实城镇化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中国土地制度城市化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这跟这些年来推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直接相关,不应拿土地跟土地挂钩,而应拿土地和农民进城取得户籍落户挂钩。
——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城镇化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名义汇率需要贬值】城镇化、市民化后,长期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但短期内企业负担的用工成本会大幅上升,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不相应回调,则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会进一步上升到"不能承受之重"的地步,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将很快消弭。
——经济学家 鲁政委
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或者叫发动机。这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现在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在十一年中,城镇化率提高了15.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过去中国统计上的城镇人口从2000年不到4亿6千万,到去年超过了6亿9千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中国经济要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是因为中国依然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引发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农民返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新公路、新医院、新厂房的建立将给民营企业带来大量机会。
——经济学家 厉以宁
【政府怎么办】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作了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等方面内容。
第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着力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要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明确城市规模界限,防止大城市无序扩张。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评估体系,重点关注农村转移人口就业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率、农业现代化程度、土地利用效率、农民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指标。
第二,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第四,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合理增设城市建制,形成设置科学、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此外,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权威论述]
李克强城镇化论
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
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
推进城镇化,需要有活力的劳动力群体在城市生产生活,这就需要解决好不同收入群众的安居问题。要继续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帮助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解决基本住房问题。这有利于降低城镇化门槛、促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进而发挥城镇化拉动消费、扩大和优化投资、改善民生的多重效应。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结语:需要指出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应防止“两个风险”。一是借拉动内需陷入新一轮“造城运动”;二是盲目追求“大城市化”,陷入病态公共治理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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