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虚假诉讼层出不穷,甚至连政府机关也“朝令夕改”……当下,“信用贫困”现象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形成谁也不敢相信谁的尴尬局面。
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的社会诚信问题越发严重。上海市社科院201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同期上海另一项调查显示,部分青少年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时强调实惠实用,道德界限模糊不清;中国社科院近年开展的调查显示,约70%的中国人不信任陌生人。
人人畏我我畏人人
如今,在大学、中学乃至小学,考试作弊的现象已不鲜见。而在今年6月的湖北钟祥三中考点,因异地来的老师监考严、作弊信号被屏蔽等原因,许多计划作弊的学生作弊失败,致使部分学生“恼羞成怒”,出现围攻监考老师的举动。“失信者”之强势、之理直气壮令人惊叹。
近年来,以“杀人游戏”“狼人杀”“风声”为代表的说谎类游戏日益流行,某著名卫视还推出了比赛说谎的娱乐节目,在这些游戏和节目里,撒谎撒得好、撒得“滴水不漏”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
有专家指出,很多民众反感不诚信,但又多不愿站到道德高地,社会有陷入信任“囚徒困境”之忧。在周围都失信的情况下,信守承诺、坚守道德底线的单位和个人,不仅同盟者越来越少,关注、理解和赞同的声音也日渐式微。当坚守诚信被视为“犯傻”、“另类”后,守信只能沦为一座座“道德孤岛”。
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陆小文说,大家都不讲诚信,就只能以不诚信去对待不诚信。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姜农不吃姜,却去卖“毒生姜”;奶农不喝奶,却将低质量的奶卖给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都不信、好坏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正逐渐显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社会主体公信力丧失时,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人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近些年,恶劣失信行为频繁冲击道德底线,导致社会思维开始形成“什么都不信、好坏都不信”的定势。
湖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学教授范平华指出,在当今社会,一些人对利益不择手段地追逐,甚至以践踏他人的幸福来满足私欲,会导致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沉沦,容易导致一些民众感到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任、谎言充斥、没有安全保障的大环境中。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后果非常严重。
“灰色中介”推波助澜
在各类失信活动中,经常有大量中介组织参与其中。这些“灰色中介”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造成“失信得利、守信吃亏”的尴尬局面,为社会失信推波助澜。
在百度输入“发表论文”关键字,可搜出两千多万条搜索结果,第一页的搜索结果几乎全部都是代发论文的中介组织。有些中介组织的网页上赫然显示“渠道成熟”、“论文100%录用”、“先发表后付费”等字样。
一名论文中介透露,他们有成熟的渠道,可以搞定各个级别的期刊,如果用户手头没有现成的论文,他们还可以代写,但需另外收费。该中介表示,每年教师评职称、学生评优秀都会找他们发大量论文,只要不是写得实在太差都能发出来,所发期刊的级别不在于论文质量,而是在于出价高低。
每到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二级考试的“考试季”,许多高校都会“涌现”写着“四六级答案”“计算机二级答案”的小广告;到了司法考试前后,“考前卖押题,临考卖答案,考后改分数”的“一条龙服务”就会在许多高校出现。
在计算机二级考试时买过答案的小张说,“有些中介真能弄到答案,有的则是骗人的。像计算机二级这种大型考试,同学之间往往不敢互相帮助,中介的出现极大便利了作弊。”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涉及政府职能的领域,“灰中介”也在积极发挥作用,成为权力寻租的平台。甚至有些正规中介的人员,在利益的诱惑下,也成为“灰色中介”的一分子。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经纪人王先生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其在“国五条”出台前曾经手一单交易,按照当时的规定,税费是30万元,在“国五条”出台后,税费一下子上升到60万元,买卖双方都不能接受。他们向买方索取30万元后,拿十几万元用于买通法院工作人员,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将房产判给卖方,为买方省下了三十万税费,自己则将剩余的“经费”收入囊中。
“灰色中介”的猖獗,极大恶化了社会风气。北京某高校毕业生小林告诉记者,自己班上有一个几乎不上课的同学,因为找中介买了答案,英语六级考试考了非常高的分数,令很多勤奋学习的同学顿感吃亏;而许多同学努力学习也没考上研究生,有的同学却因为找中介发了几篇论文,就因“学术能力突出”被保了研。这些事情令大家感到非常不公,也恶化了学校的风气,很多学生开始以这些“聪明同学”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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