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杆箱的滚轮声在大街小巷响起,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再度启程。34亿人次!即便没有这个数字,人们也能知道,这又将是一次创纪录的春运。经济在庞大体量上较快增长,城镇化率超过50%,这背后,是规模更大的流动人群,也意味着更多人向着更好生活、更好未来的不断出发。
人口的迁徙,总有经济、社会的动因。近代中国,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无不是普通人为拓展生存空间、改善生活质量因时而动、择地而迁。放在更大范围看,中国的春运,也写照着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连续不断的城市化进程,而伴随这一浪潮的,是对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
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春运,我们可以发现,春运作为每年春节前后的话题库,正反映出公众权利诉求的多样、权利意识的高涨。当这道世界性难题遭遇“权利时代”,也必然会有更多需要想清的事、理顺的结。
“绿皮车”跑不过权利诉求
站票和坐票获得的服务不同,是不是也该有价格差别?铁路本是公共产品,售票网站也好、高铁建设也好,成本为什么不能更透明?抢票插件只是利用技术漏洞,为什么不让下载使用?细审今年春运的这些热点话题,有对公开的吁请,有对公平的要求,更有对公正的热望。
上世纪90年代,春运人次突破10亿,到2006年突破20亿,再到2012年突破30亿。如果说这样的加速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前行,那么,春运话题的变化,则显示出中国社会另一方面的进步。
从抱怨“票咋那么难买”到质疑“票都哪儿去了”,从赞赏“火车越来越快”到监督“花钱越来越多”,与社会流动相伴而生的,是权利意识的苏醒、利益敏感的提升。而且,过去对春运的讨论,更多围绕个人利益:排第一也没买到票、被黄牛“宰”了多少钱。今天的讨论,却已进入社会价值、公共利益层面。为站票票价减半呼吁的人,大多经常坐着回家;小夫妻为农民工有偿代购车票被拘,表达同情者也大多能熟练上网。围绕春运的这些声音,显示出一种普遍性的权利关照,也折射出权利时代的群体性焦虑。
20年前,有列车员粗暴地把行李丢下火车,现在,售票员哪怕是打个呵欠,也可能被拍照上网引来围观;曾经的绿皮车上,挤满人也不妨碍推着小车叫卖“瓜子花生方便面”,但动车上,哪怕是赠送的高级矿泉水,也会引来高铁票价构成的猜想。如果还是用“慢车时代”的管理思维,去应对“高铁时代”的权利焦虑,难免会被“追尾”。这也正是铁路发展如此之快,却仍然追不上公众要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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