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起步之年。形成科学的决策措施,对于把握好改革的机遇期至关重要。决定这一切的,是我们的认识和理念。
首先,坚持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建立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
明确的发展目标、科学的规划布局,是我国抓住发展机遇期实现更有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础。设定战略目标时,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底线,将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列为主要目标。制定政策时,要优先考虑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同时必须加强对战略目标和规划布局的主导和影响;一方面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职能定位,同时要在具体的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方面体现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和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维护。
其次,体制机制和制度性建设是发展理念调整的保障。发展理念的转变与调整,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质量。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发展理念的一些错位,已经积累形成了新的增长矛盾。必须树立公平竞争决定发展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决定发展活力等基本理念,通过改变市场环境,形成内生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有必要先改革经济增长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经济增长质量考核指标。更关键的是,要同完善干部考核标准、选拔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竞争局面。
第三,公平竞争环境决定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增长活力、结构调整动力、企业创新能力,应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的环境来实现。市场的驱动力一旦显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将被激活。当前的重点是加快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一是通过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形成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要解决好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银行信贷和创新管理体制方面的公平政策问题;二是要推动管理方式创新,规范各种税费标准,清理不合理的企业税赋,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三是要强化公正执法能力和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树立诚信经营的社会价值观。
第四,突破重点领域改革是关键所在。对中央财政影响小、成本较低的领域可以先启动,可能带来成本上升或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的改革举措应有充分论证,而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投融资市场审批则应往前排。目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一方面是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发展环境的约束也成为重要因素。因此,要以投融资体制改革作为重点突破领域。
第五,扩大开放的顺序选择是倒逼改革的基础。在对外开放方面,应选择有利于增添增长活力的领域率先实行开放,开放力度应同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统筹考虑;加快制造业的开放是当务之急,要相信中国制造业仍具有潜在竞争优势。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成功的改革、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利于我国加快同全球经济的融合。而加快推进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处理改革开放的关系时,应特别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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