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本报部分记者与全国数以亿计的游子一样,从常年打拼的异乡都市,回到日夜思念的农村老家。在体悟乡情温暖、感受乡音亲切、为家乡可喜变化高兴的同时,也在心底隐约生出一些对家乡的担忧:人气没那么旺了,年味没过去浓了,地也荒了不少……
村里人气越来越淡。老家在山东莱芜农村的谭宝龙和记者从小就是邻居,连续几年回老家过年的他发现,现在村里人气越来越淡了。即便是春节,回家的人也少了许多。“过去,咱们这儿可是镇上有名的大村,有1000多户、将近3500人。”谭宝龙的爷爷已过古稀之年,说起过往满是自豪,说起当下却难掩失落,“这些年,有上大学考走的,更多人到外面打工,也有出去做小买卖的,满打满算就剩1000多口人了。要不是村里种大蒜效益还不错,出去的人肯定更多。”
空巢老人加上留守儿童,成了如今农村最常见的家庭结构。“儿子出去打工赚钱,寄回不少生活费,咱吃穿不愁,可问题是,孙子不好带啊。”在湖南攸县某村,住记者家隔壁的陈东香忍不住吐起了苦水。过去10多年,家中常年就她和孙子辈的一块过。两个孙子都在读初中,一个经常偷溜出学校去上网,另一个居然跟着几个“兄弟”逃课到广州去玩。“他们爹妈平时不在身边,我也没啥文化,讲不出啥大道理,真不知道这俩家伙今后能有啥出息。”说到这儿,陈东香叹了一口气。在这个村,像陈东香家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凝聚着乡愁的家乡,为啥留不住城里回来的农村娃?好山好水好无聊!”在长沙做律师的武景是记者的高中同学,回忆起在老家过年的3天时间,他如此形容。“习惯了城市出家门就有超市、影院,交通便利,回到住过10多年的老家农村,反而不习惯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城市依赖症’吧。”他说。武景曾想带父母去县城看场电影,可一想到还得坐一个多小时中巴车,便动都懒得动了。最终,他只能靠着玩手机、看电视打发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感觉没和外面的世界脱节。”
记者发现,与城市相比,如今农村的公共设施水平依旧不高,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贫乏,传统风俗被逐渐淡忘,打牌、赌博等不良风气又有了滋生抬头的空间。就在几年前,陈东香所在的村还有春节舞龙灯的习俗,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老习俗反而没落了,打发时间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打牌、赌博。
一位老乡告诉记者,大年初一一大早,村里不少年轻人就各自揣着一大把钞票,围坐在一起“斗牛”(一种牌局)。他形容道,只见红红的百元大钞在桌上“飞舞”,“这哪是打牌娱乐啊,根本就是玩钱啊,都是打工赚来的血汗钱,却根本不当钱。”当天,就有一小伙子输了近两万元。在黄嘴头村,打麻将打扑克也成了不少村民最重要的娱乐活动。据赵辉讲,有些村民“赌得比较大”,一天下来输掉半个月工资的都很常见。
撂荒土地越来越多。在黄嘴头村,记者堂叔张平家的承包地里散落着一捆捆秸秆。秸秆很重,怕是只有年轻人才搬得动,可张平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只能任凭它们丢在地里。说起来都是无奈,“以前人多,地力也肥,收了水稻,还能再种一季经济作物;现在只剩我们老年人种,也懒得侍候土地,一年到头就种点水稻,够吃就行,不指望靠它赚钱。”类似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山东莱芜谭宝龙的老家:没隔几步就有一片已经或即将坍塌的旧房,长着枯草的撂荒地也越来越多。
离谭宝龙家不远的崔梁坡村,早在2005年就受到“空心化”的威胁。当时,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留守老人绝大多数在60岁以上。无奈之下,时任村支部书记崔延龙想了个“招”——把土地都收到村集体统一经营。时至今日,崔梁坡村700多亩土地全都由村集体流转给外面的人种,本村村民坐等分收益。
“农村留不住年轻人,这可能是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崔延龙觉得,在城市郊区的农村,土地有升值潜力,村民也能选择就近务工,并不需要太担心未来生计,“可是,像我们这样远离城市的村庄,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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