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很早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东亚特色的“模范养老制度”。但这一制度是否对人民有利,完全依赖管理者是不是一个“好政府”?
6月7日,在一向风平浪静的新加坡,据报道有6000多人在新加坡唯一被允许进行公开示威的芳林公园集会,抗议国家的公积金养老制度。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在本地流行的名称是其简称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如今被为数不少的新加坡民众如此激烈批评,颇令人感叹。
有必要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基本特点。从本质上讲,CPF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政府以法令形式要求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须将其工资收入之一部分储蓄起来,作为养老或其他重大经济需求预先拨付资金,员工就职的公司也被要求做出相应的配套缴纳。根据最新的规定,大致来说,对于55岁以下的员工,员工个人须缴纳自己月工资的20%,雇主要缴纳16%。在法理上这完全属于该员工自己的钱财,而不是像在一些福利国家一样,是属于政府补贴的福利。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很早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东亚特色的“模范养老制度”。在《东亚之锋》这本很早就研究东亚发展模式的经典著作中,作者霍夫亨兹和柯德尔将CPF当做东亚国家“社会保障筹金与工业增长的整个办法”的一个范例,给予极高评价,称“既尊重了传统的自助信念,又努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保障。”
CPF制度对政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安排。它首要所体现的是新加坡特色的负责任的“严父”治国理念。政府通过法律,对人民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予以限制,旨在保障人民在退休时有足够的储蓄以及一套完全自由没有按揭贷款的房产和足够的钱支付医疗需要。换言之,虽然政府不提供福利,CPF的钱是人民个人存下的和雇主为人民存下的,但政府“为了人民好”,强制替人民做了这个主。
从共同政策的角度看,CPF为政府进行公共建设和投资提供了廉价的巨额资金,增强了新加坡政府的财务能力,使其避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工业而大量依赖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情形。此外,CPF也是新加坡政府进行总需求管理的一种工具,可通过CPF存款率影响到作为整体经济一部分的存款率。
然而从人民角度讲,CPF制度是否对他们有利,完全依赖CPF的管理者是不是一个“好政府”?在CPF制度中,政府与人民的权益完全不对等,政府强制占有人民的部分财产,对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使用,而对财产所有者本人处理该财产则施加了种种限制。更有甚者,对这笔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官僚做主,普通人难以了解其如何运作。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觉得政府管理CPF的手法太不透明,而且对CPF资金的使用限制太死,支付的利息也过低。对长期习惯坐享CPF利益的新加坡政府来说,如何向这些质询做出交代,确实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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